其一，明清時期，紹興市鎮如雨後春筍般大量湧現，分別達6鎮53市和13鎮72市，但就內部結構而言，鎮與市的比例並不平衡，明萬曆時，全府59個市鎮中，僅有6個鎮，占總數的10.17％，市與鎮之比為8.8∶1；清乾隆時，全府85個市鎮中，隻有13個鎮，占總數的15.3％，市與鎮之比為5.5∶1。在市鎮體係中，鎮作為空間規模較廣大、市場體係較完整、輻射能力較強勁，而且相對獨立的農村經濟中心，其數量多寡無疑是衡量某一地區市鎮發展水平高低的主要標誌之一。鎮的數量相對較少，從某一側麵說明明清時期紹興市鎮仍未達到很高的發展水平。但是，這些市大部分是經常市，屬於較穩定的市場形式，其中多數完全有可能發展成為鎮。而將紹興與浙江其他地區市鎮發展的水平進行比較，可以發現杭州、嘉興、湖州的發展水平將明顯高於紹興，到明代中後期，上述三地僅鎮分別就有31個、30個和16個，是同期紹興6個鎮的5.2倍、5倍和2.7倍。溫州、衢州、處州的發展水平則不及紹興，其中溫州、衢州分別有市鎮27個、13個，還不足紹興的1/2和1/4。台州、寧波、金華的發展水平與紹興相差不大。因此，如簡單地從數量看，明清紹興市鎮的總體發展水平居於浙江省中遊，不及杭嘉湖而高於溫衢地區。
其二，明清紹興府下轄會稽、山陰、上虞、嵊縣、諸暨、新昌、蕭山、餘姚八個縣，但就市鎮分布格局而言，並非雷同，互相間明顯不平衡，從萬曆十四年（1586）各縣市鎮數量、在全府市鎮總數中所占比重、在全府市總數中所占比重、在全府鎮總數中所占比重等四個指標看，會稽縣分別為9個、15.25％、15.09％、16.67％；山陰縣分別為10個、16.95％、16.98％、16.67％；上虞縣分別為5個、8.47％、7.55％、16.67％；嵊縣分別為7個、14％、13.64％、16.67％；諸暨縣分別為2個、3.39％、4.55％、0；新昌縣分別為6個、10.17％、11.32％、0；蕭山縣分別為5個、8.47％、5.66％、33.34％；餘姚縣分別為15個、25.42％、28.3％、0。其中會稽、山陰、餘姚3縣市鎮數量相對較多，共有34個，占全府市鎮總數的57.63％、市總數的60.38％、鎮總數的33.33％。其餘5縣相對較少。之所以如此，主要取決於兩大區位條件：一是經濟區位，二是交通區位。一般地說，經濟發達，交通便捷，該縣的市鎮不僅數量多，且將成為當地的主要市場和經濟中心。否則，恰恰相反。
如會稽、山陰、上虞、諸暨、蕭山、餘姚經濟比較發達，而新昌、嵊縣則相對比較落後。與此相關，會稽縣的東部、東南部與嵊縣相鄰，隻有2個市鎮；與上虞接壤的東部卻分布了6個市鎮。嵊縣的東部與上虞、餘姚接壤，隻有2個市鎮；西部、西南部與諸暨接壤，則分布了3個市鎮。新昌的東部與寧波接壤，分布了3個市鎮，占該縣全部市鎮的50％。又如在橫貫蕭山、山陰、會稽、上虞等縣的浙東運河沿岸，分布著西興、漁浦、錢清、江橋等諸多市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