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昌經曆了沿海聚落-平原聚落-市鎮的演進。
如上所述，據後白洋村古文化遺址考古發掘，早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初，安昌已出現了沿海聚落，人類逐水而居，墾殖土地，發展農業，同時依托瀕錢塘江的先天條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主要從事捕魚、製鹽等生產活動。明代以後，因錢塘江北移，原逐水而居、依江而存的很多聚落，為了靠近水源，獲取資源，方便生產，不惜隨江道位移，一而再、再而三地北遷，像該地的盛陵村，傳說因趙構為感激漁家盛女救助之恩，賜封為妃，死後在白洋港口建造陵墓而得名，明成化前，係徐氏聚族而居的沿海小漁村，江道北移後，先北遷4裏另立一村，即中盛陵，又北遷3裏再立一村，即後盛陵。錢塘江江道穩定在北大門後，南大門淤積漲沙，安昌從此與海洋隔絕了關係，不再瀕錢塘江，而變為一般的平原聚落。
同時因漲沙之地適宜於植棉，棉花即被引進種植，棉花和其他商品的集散，促進了安昌的成市，使之成為山會平原市鎮中的佼佼者。
二、大姓遷沿海
在中國古代，人類之所以聚族而居，無非是為了利用家族內部與生俱來的血緣關係，互相關照，互相牽引，以應對來自家族外部激烈的競爭和嚴峻的挑戰，獲得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如《白虎通義·宗族》曰：“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而且，血緣關係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加以衍生，如婚姻聯姻、兄弟結拜可擴張為親緣關係，桑梓情誼可延伸為鄉緣關係，拜師學藝可形成為師緣關係。
紹興何嚐不是如此，還在東晉時期，已出現了有謝玄、謝混、謝靈運等名人的謝氏家族，以書法著稱的王羲之、王獻之父子。南宋以後，更講求家族內部的關係，如章學誠所說：紹興風俗，以地著姓。自南宋以還，世家望族五百餘年，傳世久遠，祠墓不祧，宗族以時聚會，而地僻齒繁，遊宦四方，所至為家，後人或不憶其先世。
棲身異地，四處漂泊，或許一時會忘了家鄉早年的祖先，卻難以回避沾親帶故的種種關係，以致明清以來，先有紹興胥吏“其儇巧敏捷者，入都為胥辦，自九卿至閑曹細局，無非越人”。“今戶部十三司胥算皆紹興人”。再有紹興師爺，與紹興話、紹興酒“三通行”，縱橫全國各地，“刑名錢穀之學……竟以此橫行各直省”，社會上由此流行一句諺語“無紹不成衙”，“紹”指紹興籍的胥吏和師爺，“衙”即衙門，意思是說凡是衙門，就必有“紹”，沒有“紹”，也就不成其為衙門了。兩者先後盤踞官場衙門多年，固然存在著許多錯綜複雜的曆史背景，但血緣、親緣、鄉緣、師緣等人脈關係，也是不容忽視的原因之一。與紹興其他地區相似，安昌早期的自然環境並不理想，水患頻仍，甚至在清同治年間，因西小江塘決，江水倒灌，一夜之間，沒及寮簷，死者甚眾，百姓“聞水色變”，曾有“同治四年，水沒寮簷”之言。因此，人類唯有聚族而居，依靠集體的智慧和力量，才能與大自然博弈。從現有資料看，最早遷居安昌沿海且有姓可查的家族是蕭山蔡氏和盛陵徐氏。據《蕭山蔡氏匠門支譜》載，北宋皇祐三年（1051），“新昌五世鏡公之長子便遷山陰白洋”，後稱此地為蔡家塘頭。接著，朱氏、趙氏、錢氏、範氏、顧氏等大族紛紛遷沿海定居，朱家畈、趙家埭、錢家埭、範家埭、顧家埭等即是該姓聚族而居之處。限於資料，此僅以白洋朱氏為研究對象，探索其遷徙、沿革、家訓、家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