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昌經曆了沿海聚落-平原聚落-市鎮的演進。
如上所述,據後白洋村古文化遺址考古發掘,早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初,安昌已出現了沿海聚落,人類逐水而居,墾殖土地,發展農業,同時依托瀕錢塘江的先天條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主要從事捕魚、製鹽等生產活動。明代以後,因錢塘江北移,原逐水而居、依江而存的很多聚落,為了靠近水源,獲取資源,方便生產,不惜隨江道位移,一而再、再而三地北遷,像該地的盛陵村,傳說因趙構為感激漁家盛女救助之恩,賜封為妃,死後在白洋港口建造陵墓而得名,明成化前,係徐氏聚族而居的沿海小漁村,江道北移後,先北遷4裏另立一村,即中盛陵,又北遷3裏再立一村,即後盛陵。錢塘江江道穩定在北大門後,南大門淤積漲沙,安昌從此與海洋隔絕了關係,不再瀕錢塘江,而變為一般的平原聚落。
同時因漲沙之地適宜於植棉,棉花即被引進種植,棉花和其他商品的集散,促進了安昌的成市,使之成為山會平原市鎮中的佼佼者。
二、大姓遷沿海
在中國古代,人類之所以聚族而居,無非是為了利用家族內部與生俱來的血緣關係,互相關照,互相牽引,以應對來自家族外部激烈的競爭和嚴峻的挑戰,獲得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如《白虎通義·宗族》曰:“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而且,血緣關係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加以衍生,如婚姻聯姻、兄弟結拜可擴張為親緣關係,桑梓情誼可延伸為鄉緣關係,拜師學藝可形成為師緣關係。
紹興何嚐不是如此,還在東晉時期,已出現了有謝玄、謝混、謝靈運等名人的謝氏家族,以書法著稱的王羲之、王獻之父子。南宋以後,更講求家族內部的關係,如章學誠所說:紹興風俗,以地著姓。自南宋以還,世家望族五百餘年,傳世久遠,祠墓不祧,宗族以時聚會,而地僻齒繁,遊宦四方,所至為家,後人或不憶其先世。
棲身異地,四處漂泊,或許一時會忘了家鄉早年的祖先,卻難以回避沾親帶故的種種關係,以致明清以來,先有紹興胥吏“其儇巧敏捷者,入都為胥辦,自九卿至閑曹細局,無非越人”。“今戶部十三司胥算皆紹興人”。再有紹興師爺,與紹興話、紹興酒“三通行”,縱橫全國各地,“刑名錢穀之學……竟以此橫行各直省”,社會上由此流行一句諺語“無紹不成衙”,“紹”指紹興籍的胥吏和師爺,“衙”即衙門,意思是說凡是衙門,就必有“紹”,沒有“紹”,也就不成其為衙門了。兩者先後盤踞官場衙門多年,固然存在著許多錯綜複雜的曆史背景,但血緣、親緣、鄉緣、師緣等人脈關係,也是不容忽視的原因之一。與紹興其他地區相似,安昌早期的自然環境並不理想,水患頻仍,甚至在清同治年間,因西小江塘決,江水倒灌,一夜之間,沒及寮簷,死者甚眾,百姓“聞水色變”,曾有“同治四年,水沒寮簷”之言。因此,人類唯有聚族而居,依靠集體的智慧和力量,才能與大自然博弈。從現有資料看,最早遷居安昌沿海且有姓可查的家族是蕭山蔡氏和盛陵徐氏。據《蕭山蔡氏匠門支譜》載,北宋皇祐三年(1051),“新昌五世鏡公之長子便遷山陰白洋”,後稱此地為蔡家塘頭。接著,朱氏、趙氏、錢氏、範氏、顧氏等大族紛紛遷沿海定居,朱家畈、趙家埭、錢家埭、範家埭、顧家埭等即是該姓聚族而居之處。限於資料,此僅以白洋朱氏為研究對象,探索其遷徙、沿革、家訓、家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