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左次修築海塘的基本情況，史籍記載相當稀疏，根據推測，當憑借白洋山海拔125.2米的有利地形，以修築海塘，白洋山由此易名大和山。大和山在安昌北部，瀕錢塘江。表明安昌在此時或許更早的時候已開始修築海塘。海塘有效地阻隔了安昌與後海的潮水，加快了把此地淺海沼澤變成墾殖土地的進程。
唐末，中央大權旁落，地方藩鎮割據，狼煙四起，萬民疲敝。
紹興很快被卷入到城頭大王旗不斷變換的動蕩政局。在爭奪和廝殺中，安昌不經意地走進了曆史。
唐乾符二年（875），浙西狼山鎮遏使王郢起兵反唐，攻掠浙東、浙西諸州。董昌時戍石鏡鎮（今臨安），遂以捍衛鄉裏為名，募集土團軍，並平王郢，以功擢石鏡鎮將。乾符五年（878）又與餘杭縣陳晟、於潛縣吳文舉、鹽官縣徐及、新登縣杜淩、唐山縣饒京、富春縣文禹、龍泉縣淩文舉等合建杭州八都兵，自任石鏡都將。中和三年（883），董昌聞朝廷任路審中為杭州刺史，十分不滿，率先攻入杭州，稱都押司。鎮海軍節度使周寶見無法控製局麵，表請任董昌為杭州刺史。光啟二年（886），董昌派麾下錢鏐消滅了浙東觀察使劉漢宏，徙鎮越州（今紹興），稱知越州軍討事，後朝廷進為義勝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仆射。在越初期，治政尚廉，後則殘暴酷虐，百姓稍有過錯，即遭誅族之罪，以致“血流刑場，地為之赤”。又因朝廷未封越王，於乾寧二年（895）據越州自立，國號“大越羅平”，自稱“聖人”，鑄“順天治國”銀幣。鎮海節度使錢鏐奉唐昭宗之命發兵征討，大敗董軍，執董昌還杭州，至西小江。董昌自覺無顏見人，投江自殺（一說途中被殺）。錢鏐為彰顯自己的功績，名俘獲董昌地羊石寨為安昌，《羊石山石佛庵碑記》謂：“大唐中和間，武肅王鏐以八郡（都）兵屯羊石寨，平劉漢宏及獲董昌，因名其鄉為安昌焉。”是安昌地名之緣起。
錢鏐大獲全勝以後，建吳越國，定杭州為吳越國西府，越州為東府。錢鏐偏安東南一隅，“保境安民”，慘淡經營，同時崇尚佛教，致使杭州寺院林立，寶塔遍布，梵音不絕，“九廂四壁，諸縣境中，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一十四州悉數之，且不能舉其目矣”，始有“東南佛國”之稱。而在吳越寶正五年（930），安昌竟也破天荒地興建了兩處寺院。一處叫福安院，又名福安寺，後稱西扆塗山寺，在西扆山東麓寺前村。嘉泰《會稽誌》謂：“福安院，在縣西北九十二裏，後唐長興元年，於古棲隱寺基上建，號‘資福院’。治平元年改賜今額。”明嘉靖年間，因營造尚書何詔墓，遷寺於眠牛溪東岸，額曰“塗山古刹”。占地麵積近15畝，黃牆黛瓦，山門巍峨，計有正殿、禪房、齋堂等200餘間，為附近寺院之冠。明詩人羅頎《詠福安寺》詩曰：
密密鬆篁覆古阡，入林方見寶幢懸。
樓聽潮汐三江近，山引滄洲七寺連。
樓鵑枝頭傳粥鼓，眠牛溪上起爐煙。
老僧盡日岩扉底，迎客唯供禹井泉。
據傳，乾隆帝下江南，曾賜該院經本多部。興盛之時，當地佛事，曾彙集過1000尼姑、800僧眾。另一處叫安康教寺，在安昌東市街河南岸。嘉泰《會稽誌》曰：“安康院，在縣西北九十三裏，後唐長興三年建。”嘉慶《山陰縣誌》則謂：安康教寺，在縣西北四十五裏清風鄉，地名安昌。後唐長興元年，僧普安創建，初本號安昌院。《綱鑒易知錄》載：為建寺，五代後唐郭崇韜後人舍宅基地十三畝，故寺之住持僧每歲首，輒至郭氏，拜崇韜靈座。北宋末年，金兵南下，據傳因趙構避難至此，始稱安康寺。清順治間重建，康熙年間又擴建。山門額題“天路雲虹”和婁大任狂草“西方聖人”，寺內樓閣，黃牆雕甍，氣勢恢宏，有禪房、配饗房、香積廚和鬥壇等近百間。觀音閣旁有假山、荷花池，景色幽雅。清末民初，佛事頗盛。一度曾做警察分局、傷兵療養院等。
千餘年間，寺院修修建建，死死生生，既接納過真命天子的恩典垂青，也飽嚐過黎民百姓的頂禮膜拜；既領教過強權的無理幹涉，也經曆過兵燹的猙獰慘烈，如今更被淹沒於曆史的塵埃之中，坍塌不存，但觀照其興衰的命運，幾乎與安昌的曆史不謀而合。
敘述安昌的過去，少不了吳越王錢鏐，更無法抹去曾經香火繚繞的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