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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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過後，“用工荒”又成為被關注的焦點。而且，今年的“用工荒”比去年來得更早、更猛，連響號稱“打工火省”的四川、安徽，河南、湖南等中西部地區企業也出現不同程度的“招工難”現象。
一場由“用工荒”引發的學術爭議——“劉易斯拐點”是否已經到來，在經濟學界、投資界也沸沸揚揚地進行著。盡管答案不統一，但有一點已成為共識：無論“劉易斯拐點”是否來臨，中國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步消失，“用工荒”已深刻影響到我國的經濟結構模式以及投資方向。
“用工荒”在春節過後特別醒目，並且隨著節日的遠去而有所緩解。但從“用工荒”近年來愈演愈烈的趨勢，以及代工大佬富士康去年以來人幅上漲薪資，並將工廠內遷可以看出，“用工荒”不全是季節性的。“用工荒”的真正原因，一是製造業向內地轉移和東部地區產業升級增加了勞動力的需求，二是勞動力供求市場出現趨勢性轉變，“人口紅利”正在萎縮，農村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轉向結構性短缺。從數量上看，目前處於剩餘狀態的農村勞動力已明顯減少。從結構上看，在農村剩餘勞動力中，30歲以下的勞動力占比很低，年輕農民工出現短缺。從區域看，東南沿海地區的用工短缺現象更為明顯，招工難將會常態化。
用工荒帶來的直接結果，便是新一輪漲薪潮。這一點，在東南沿海地區已成為明顯事實。當然，這也是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比例長期偏低，而城市生活成本又大幅剛性上漲導致的必然結果。隨著產業調整轉移進程的加快、區域之間比較優勢的弱化，部分地區勞動力資源供不應求的問題將在一段時期內持續存在。因此瑞信董事總經理兼亞洲區首席分析師陶冬指出，隨著就業市場的逆轉，中國工資上漲會常態化。
可以預見的是，在一段很長的時間內，各產業都將麵臨勞動力成本上漲的問題，尤其是製造企業。“用工荒”有可能成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倒逼機製”，迫使中國製造“丁工級”。中國製造至少將在兩方麵發生變化：一方麵，企業將向勞動力更便宜的地方遷移。從全球來看，美國製造企業大大體的遷移方向，是從本土向日本、中國港台地區轉移，然後到達中國大陸。目前，這些企業已經從中國沿海地區向廣闊的中西部內陸進軍，甚至轉向勞動力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另一方麵，從企業內部來看，迫於成本的考慮，製造企業將尋求人工替代，逐步改造生產線，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產品附加值，從而實現從單純的代工企業向品牌企業過渡的目標。而加工環節的利潤將越來越薄，那些在前端掌握品牌、在後端掌握銷售渠道的企業，預期將贏得更為豐厚的利潤。
從國際經驗來看，“用工荒”也是產業轉型升級的前奏。目前的中國和上世紀60年代中期的日本，80年代初期的韓國非常相似。都出現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比重高達50％的現象，產業工人的短缺使製造業依靠廉價勞動力的增長模式走到了盡頭，即出現所謂“劉易斯拐點”。為此，日、韓采取推動設備投資擴大、促進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調整等辦法予以破解。
產業升級從來不是一蹴而就，像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轉型失敗的案例更值得我們警惕。目前中國有些企業解決“用工荒”的辦法，不是著眼於轉型，卻指望回到過去廉價用工、低權利用工，低福利用工的狀態，到西部等發展更落後的地區招工，無非冀望於有更貧窮，更缺錢的工人來“接班”，複製以前的發展模式。要知道這種做法相當短視，一旦勞動年齡人口不再增長，老齡化過程加速，增長仍需轉移到依靠生產率的提高上來。低端外包向東南亞轉移趨勢已現，“中國製造”倘若小能盡快實現向“中國創造”的產業升級，將麵臨產業空心化，在全球產業分工中失去立足之地的危機。
在當前國際、國內通脹形勢日益嚴峻的情況下，中國新一輪用工成本上升的強烈預期，必將讓中國政府的通脹管理難上加難。這一點，從統計局煞費苦心地調整CPI統計權數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