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總供給角度調結構
《檢察風雲》：從總供給角度看，應該怎樣調整宏觀政策結構，降低就業率，來提高經濟效率呢？
劉偉：宏觀地看，物價總水平和失業率的提高並行就是滯脹。物價總水平、宏觀問題講的不是股市或樓市等某一個產品。
因為滯脹的局麵很複雜，宏觀政策選擇起來也很困難，所以必須就要考慮：第一，這一輪拉動增長的效應能否盡快顯現出來，增加就業，如果顯現得越快，就恢複得越好（即使出現通脹），我們政策掉頭時候的“本錢”就越大，就可以把宏觀政策搞得很緊來治理通脹了，“彈藥”充分；第二，如果通過一輪政策下去帶來的增長不大，失業率不低，通脹一來就不敢大手筆地治理通脹，因為失業的壓力太大了。因此，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和拉動增長的效應，對未來經濟效率的提高至關重要。
《檢察風雲》：控製滯脹必須提高經濟效率，那麼未來滯脹的關鍵因素有哪些？怎樣才能有效控製滯脹？
劉偉：的確，此時要特別考慮這一輪刺激經濟增長的效率情況。因為未來出現滯脹的關鍵是成本提高，包括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資本品的價格、生產數據投入品（煤電運油、上遊投入品）的價格。特別是在這兒，一方麵資本品、稀缺品的價格在提高，另一方麵，關鍵是人們掌控和使用的效率能否提高。滯脹的要害是成本推動的，那就是成本在提高，產出沒有壓住它，所以要特別突出刺激經濟增長的效率情況，技術含量、投入產出比越好，未來滯脹的可能性就越小。
《檢察風雲》：調結構與提效率之間，存在怎樣的關係？
劉偉：結構變化是效率提高的函數，即由於效率的改善，在部門之間、地區之間、企業之間效率改善的速度和程度不一樣，使其在國民經濟中成長的競爭力不同，然後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就有了結構性的變化，包括地區結構、行業結構、企業結構。所以，結構變化是效率改善的結果。
這兩者是中長期的事情，而不像刺激總需求那樣，措施一下去就見效。
《檢察風雲》：結構的調整，是為了提高效率。此間，必要的銜接點有哪些？
劉偉：從總供給角度調整結構，提高效率，就需要技術和製度的改變。所以，要把近期和中期的任務銜接好，把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總量擴張和結構調整、速度提升和效率改善，統統銜接好。這才是在能夠有效地保增長、擴就業的同時，避免未來中期出現滯脹的根本辦法。
當時麵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國意識到，近期威脅主要是衰退，中期主要是滯脹。治理衰退就是刺激總量需求，但是治理滯脹就不是總量的問題了，而是供給問題，就要有結構的變化、有效率，這樣才能把成本降下來。
市場化方向不容逆轉
《檢察風雲》：通過這些年的國際金融危機考驗，中國經濟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還有哪些不足？一旦危機到來時，我們使用金融工具時可能出現哪些問題？怎樣改進？
劉偉：這是個很大的問題了。因為中國的貨幣政策肯定有問題，各個國家的貨幣問題都在通過這次危機自我檢討。有人認為貨幣政策根本就沒有用，甚至認為危機是貨幣政策惹的禍，然後讓財政政策來買單。
但在中國，說句老實話，不是貨幣政策不夠鬆，而是貨幣政策的傳導機製有問題。整個社會製度，使得整個貨幣的擴張傳遞不出去，實現不了，這個是很要緊的問題，比如心髒需要供血，但是血管這兒被堵塞。這恐怕是未來需要解決的大問題。
《檢察風雲》：此外，對中國與世界的一體化問題您怎麼看？
劉偉：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怎麼和發達國家一體化？我們有自己獨立的民族文化和意識形態，和西方的基督文明怎麼一體化？我們有自己的社會製度的經濟、社會、法律、行政製度，你和西方的製度怎麼一體化？
中國要是真正進入西方的一體化，弄不好自己要蒙受更大的災難，付出更大的代價。所以，一般我們不要撇開自己和國際的現實，去盲目簡單講一體化，像曆史上東歐的一體化實踐都證明是失敗的。
但是要知道，不能由此而反對全球化。全球化一定是趨勢，是遏製不住的曆史潮流。中國以後的經濟發展一定是全球當中的一部分，中國利用國外的資源和市場，一定是全球化的一個內容。這是對中國體製影響非常關鍵的問題。
采寫：朱敏
編輯：程新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