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偉：中國經濟“雙輪”賽跑
客座總編輯
本期客座總編輯：
劉偉，著名經濟學家，現任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兼任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
劉偉教授長期從事經濟學理論研究和教學工作，當年被譽為“京城四少”（鍾朋榮、魏傑、樊綱、劉偉）。如果說20多年前的劉偉教授對於自己的名利還有些許的惶恐，那麼今天已經碩果累累的他依然謙遜。作為一個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都享有很高聲譽的經濟學家，劉偉教授對中國經濟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
中國經濟的“長短策”
《檢察風雲》：前些年，針對全球經濟危機，中國政府采取了一係列宏觀經濟措施。政府救市使大量資金注入國有企業，而中小企業岌岌可危。
劉偉：短期來看，當時主要是反失業和反衰退。短期內可能有困難，最突出的矛盾和威脅就是失業和衰退問題。中小企業作為中國就業的生力軍，它們要出現了問題，就業保障失衡在所難免。
《檢察風雲》：據了解，中小企業承擔了就業的四分之三，國有企業近幾年非但不能提高就業率，反而在減少。在此期間，大量資金投入市場造成通脹，就業保障是否因此也開始失衡？
劉偉：中國經濟實質上是“兩個車輪”在賽跑，同一個舉措形成“兩個車輪”。經過一輪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下來，一方麵拉動了需求擴張、經濟增長；另外一方麵，它也會推動各種成本的提高、帶動通貨膨脹。換句話說，在需求擴張的同時，它既有拉動增長的功效，也有推動通脹的作用。
中國當時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可以考慮的策略是在一段時間裏麵，特別是在形成通貨膨脹之前，經過經濟增長的拉動，讓失業問題能夠短期緩解，使反衰退、抗危機取得一定的成果；等過了一兩年，當通脹成為首要問題的時候，可以騰出手來集中治理通脹。所以，我們看到，之後為了緩解失業率，所付出的代價就是未來的通脹壓力。
關於中期，主要任務是反滯脹，因為有可能經濟停滯，發展速度沒有上來、失業率居高不下，另外一方麵又通貨膨脹。
《檢察風雲》：具體而言，之所以說中國經濟中期可能出現滯漲，背後有著怎樣的動態邏輯呢？
劉偉：短期政策實施之後，顯示不了通脹，更多地顯示拉動增長，但到中期就會表現為需求拉動物價。通常經過一兩年的經濟周期，帶動了成本的提高，成本又在推動物價。如果一輪宏觀調控舉措下來，對經濟增長沒有明顯的拉動，失業率在短期內不能有效地緩解和降低，那麼在過了這個時滯期之後，通脹就會表現出來。中國經濟就可能出現一個非常複雜和困難的局麵。
《檢察風雲》：要處理好通脹與滯脹的關係，在結構性政策上，應該怎樣處理近期和中期的銜接問題？
劉偉：以中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案例來看，剛才說了，當時的策略是：近期主要反衰退、中期主要反滯脹。意思是任務要先明確，近期就反衰退，為此即使加重通脹也值得——凱恩斯主義的菲利普斯曲線正是如此；中期就反滯脹，那隻是一個和近期銜接的事情。銜接不外乎兩條：一是先采取的措施一定要盡快地顯示出擴張效應，假使對經濟增長和反失業沒有取得預期效果，那就麻煩了；二是如果取得預期效果，失業率很低，經濟增長上去了，過兩年有通貨膨脹就不再恐懼，屆時寧願犧牲失業率換取通貨膨脹的降低也可以。
《檢察風雲》：試圖把兩個矛盾打散麼？還是在政策抉擇上，在不同的時段，二者相權取其重？
劉偉：要看二者能不能置換得動。凱恩斯主義當時即是如此，在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之間有個選擇和替換：如果一個時段內，威脅最大的、首要的問題是通貨膨脹，失業率是一個次要的問題，就要先解決通脹，為此所有的目標都要服從這個目標，寧願降低需求、減少通脹，寧願讓市場疲軟、失業率上升、經濟增長速度放慢，也要換取通貨膨脹率的降低。政策就是要有重點。
假如在另外一個時段，中國宏觀經濟的目標不是通貨膨脹，而是失業率，是經濟停滯蕭條，那麼所有的問題都要為解決失業讓步。到了這種情況，就要刺激需求，付出的代價是物價要上升，即意味這個時候政策重點的選擇是要降低失業率，而不惜提高通貨膨脹率。
為解決當前的主要矛盾可以犧牲次要矛盾，這就是凱恩斯的政策主張。但也有人認為，為什麼到上世紀70年代出現問題了呢？特別是當時中東戰爭、石油危機，石油價格從每桶3美元漲到12美元（上漲了4倍），整個國民經濟的成本在全球範圍內提高，此時就出現了滯脹。這種局麵實際上意味著，凱恩斯那一套已經失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