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看出，美國否決型體製存在諸多弊病，不利於法案政策高效快速推行。然而，如何看待這種否決型體製以及美國政府關門事件對中國有何警示意義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命題。當前中國在再分配領域如醫改方案、養老改革等政策過程中展現出一種既有別於傳統閉門決策又異於西方國家否決體製的共識型決策模式。這種共識型模式的基本特征就是中央政府在決策過程中重視社會各方利益表達的整合與協調，集結不同意見，努力尋求共識。在美國政府因政治分歧關門開門折騰之際，中國的共識型決策模式應當吸取美國教訓，更為有效地整合各方利益，保證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民生政策得到高效、民主的決策和執行。
對中國財政法製建設的啟示
十八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社會普遍認為金融和財稅體製改革將是本輪新政最具突破性的內容。落實到我國財政法製建設，預算法修改是當前最為緊迫的一項工作。預算法究竟應當怎麼改？目前來看，其方向就是要將預算由政府管理社會的工具轉變為規範政府收支行為的法律。
在中國，立法機關人民代表大會審查預算是立法權之外的另一項重要權力。然而，人大對預算案的否決權、修正權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權力被虛置。以剛剛被“雙規”的南京市市長季建業為例，其任上大搞基礎設施建設，建地鐵、砍梧桐，引發了很多爭議。重大項目決策要通過人大審查，如果南京市人大能夠做實預算審查和監督的權力，類似不得民心的項目也許就不會被強製推行。嚴格控製項目預算也就可以相應減少尋租腐敗的空間。
目前，省級人大的預算審批權和廣東省、福建省、深圳市、廈門市人大在預算監督方麵取得了許多令人鼓舞的進展。審慎科學、代表民意的重大決策要求加強人大預算審查、預算修正權，這才是美國政府關門事件對中國最有現實意義的警示。
美國是西方世界中唯一一個對聯邦政府的債務進行嚴格立法限製的國家，然而國債立法卻沒能有效地控製債務規模，從1950年代開始，美國幾乎每年都需要提高國債上限。國債上限確定的是聯邦政府的債務總量，但實際涉及的是“借新債還舊債”的可支配額度，並不涉及年度預算所決定的政府赤字或支出。
為什麼美國國債可以以新還舊不斷地玩下去？是因為美國向全世界征收了鑄幣稅，以其金融強勢地位讓美國國債成為世界上最安全的資產。而美國國債最重要的持有人就是中國，以此觀之，中美在全球債務危機的現實情況下已經不可挽回地成為某種程度上的命運共同體。
中國地方債務風險的識別與化解正是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內財政法製建設的核心任務。從法理層麵來看，以地方融資平台為代表的債務風險的產生是央地法律關係不明確、政府與市場的法律界限不清以及地方政府和融資平台的法律關係混亂所造成的，因此，理順現有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政府與市場、地方政府與融資平台之間的法律關係，是防範和化解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債務風險所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
由於社會轉型期的中國缺乏相應的明確性規範，使得央地權利義務關係不明確。地方政府作為中央政府在行政區域內控製力與影響力的延伸，一方麵肩負著代替中央政府履行為本地區居民提供基本公務服務的重要職責；另一方麵，作為市場經濟中的一員，地方政府也有自己獨立於中央政府的利益訴求。這種雙重角色使得地方政府經常越俎代庖，在提供公共服務的同時，設法實現自己的利益訴求。而目前在我國市場經濟體製尚未完全建立、相應法律機製不健全的情況下，政府和市場的法律界限不清，地方政府在不同的法律關係中不斷變化角色，追逐自己的利益。
從明晰法律關係的角度分析對融資平台債務風險的控製，應遵從以下幾點原則：明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職權劃分；明確市場和政府的法律界限；規範地方政府和融資平台的法律關係。
隻有明確央地政府的職權劃分，形成權利義務對等的合理局麵，才能控製地方政府的舉債衝動；隻有明確政府和市場的法律界限，才能避免政府以行政主體的身份參與市場競爭，與民爭利；隻有規範地方政府和融資平台的法律關係，形成合理的投融資機製，才能從源頭上治理融資平台的債務風險。
編輯：成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