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品腐敗隱痛
人與事
作者：四賓
十八大召開之後，隨著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係群眾的“八項規定”、反“四風”等政策的出台，社會輿論對公務人員的監督也隨之加強。奢侈品銷量應聲“下落”，一些奢侈品牌高增長隨即遇到“瓶頸”。然而，從2013年偵破的腐敗案件來看，奢侈品腐敗問題依然存在於很多行賄受賄的案件中，成為反腐敗無法回避的頑疾。
公權患“腐”病
其實，我國的奢侈品腐敗很大程度上來自於求人，確切地說是求官。全國政協委員、民建陝西省委副主委周新生在政協大會發言時說：“我們國人的生活中，存在大量求人的事，生老病死都要求人。求人者求人，被求者也求人，交織成一幅中國式求人圖卷。”在求的人與被求的人心目中有一個心照不宣的意識，即事情辦的效果往往與“禮”的貴重程度有關，因此，作為高價值的奢侈品成為賄賂的“寵兒”也就不足為奇了。從目前的腐敗案件來看，大部分貪腐案件都存在奢侈品腐敗問題，而且連續多年有官員因此問題落馬。
在2008年遼寧省撫順市政府原秘書長江潤黎案，2009年南京市江寧區房產局局長周久耕案，2010年重慶市公安局原副局長、司法局原局長文強案，2012年陝西省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原局長、黨組書記楊達才案中，奢侈品都扮演著腐敗的重要角色。
2013年2月，中共廣東省委原常委、統戰部原部長周鎮宏因涉嫌嚴重腐敗案件，經中央紀委審議並報中共中央批準，決定給予開除黨籍和公職處分，並依法處理。其落馬原因中就有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受禮金、貴重禮品等。
2013年5月11日，有關部門對劉鐵男及妻子、兒子在北京的三個住宅、在太原一個住宅、在青島一個住宅展開搜查。在搜查過程中就查出：其擁有鑽石、翡翠珠寶飾物25件，名貴手表九塊，齊白石、傅抱石真跡名畫五幅。
2013年8月，大連市旅順口區人大副主任張樹槐腐敗違紀曝光，據相關報道顯示，張樹槐的女兒手戴1克拉左右的大鑽戒，手拎奢侈品LV的包（價值1.8萬元左右），而且擁有多個奢侈品包。張樹槐同樣不擇手段收取他人賄賂，長期抽軟包中華煙，喝的是茅台酒，戴的是名牌手表，穿的是高檔服裝。
奢侈品腐敗之所以橫行無忌，其原因之一是一些單位在采購奢侈品過程中，往往在報銷發票上隻寫一些比較模糊的字眼，如辦公用品、禮品、食品等，這無疑給後續的審計工作帶來麻煩，你也不知道每一筆錢究竟花在什麼地方。一位姓夏的政府采購和奢侈品店的中間人曾告訴財新網記者，自己從做南方某省政府采購單開始，現在已經做過十幾單包括市級和省級政府的奢侈品采購。最大的一筆出現在某年“兩會”前，一次性采購國際頂級男裝奢侈品牌100件西服套裝，其中最貴的單價11萬元。而老夏能夠為政府提供的則是高達幾百萬元數額的“可以用的”發票。
官場“圈子病”致“腐”
幾千年的“官本位思想”鑄就了我國官場奢侈的消費文化，似乎沒有奢侈品的官員好像失去了在官場立足的“麵子”，因此為了在他們這個圈子中能夠“體麵”，他們試圖用一些外在的東西來彰顯出“與眾不同”。
在官僚科層製度的熏染下，權力擁有者，往往在收受奢侈品時也將相互之間的隸屬關係移植其中。例如，處級幹部戴1萬元的表，那麼廳級的就要戴1.5萬元的；如果廳級的佩戴1.5萬元的，那麼副省級的很可能需要戴2萬元的。當然這隻是個比方，但是很具有普遍性。如果自己比領導擁有的奢侈品貴重，那麼自己會特意注意，力圖始終體現出自己的下屬“身份”。起碼在公眾場合，下屬們是很注意這一點的。
如此看來，與其說奢侈品在彰顯權力，倒不如說，權力在這種畸形的官場文化下被“綁架”，可怕的是，對於每一個躋身官場的官員而言，他們必須諳熟其中的規則，今天你為了爭麵子去“壓”別人，別人為了爭麵子去“壓”你，你為了取悅領導會“讓”領導，領導同樣也會去“讓”他的領導，在這一“壓”一“讓”之間，壓出了仗“勢”欺人，讓出了因“勢”利導。一個“勢”字道出了中國幾千年的官僚文化，真可謂進可攻，退可守。你既“怕”它，也很“戀”它。周久耕是這樣，楊達才也是這樣；文強如此，劉鐵男亦如此。
社會“製度病”促“腐”
相比以往的收受貨幣而言，奢侈品腐敗更加具有隱蔽性。因為，就奢侈品而言它本身的性質是私有財產，官員擁有奢侈品這一舉動，無論是從來源上，還是從數量上說都不是很明朗，有關人員在核實財產的過程中，很難定性哪些“財物”是合法所得，哪些又是非法所得。對於奢侈品而言如果沒有行賄人的指證，就無從判斷是否屬於犯罪證據。這樣一來，無形中給受賄罪的量刑帶來了很大的阻力。充其量也隻是巨額財產來源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