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抗抑鬱劑的種類較多，精神專科醫生對抗抑鬱劑的使用已很有經驗。“個體化治療”在抑鬱症的藥物治療中也較重要，即醫生根據患者的病情特點選擇或調整藥物種類和劑量。藥物治療中還應強調的是“長期服藥”，特別是對於病情複發的患者--這不意味著抑鬱症長期治不好，症狀緩解後繼續服藥隻是為了降低複發風險。大多數患者的療效較好，難治的複雜的病例還不到三分之一。
她說，經常有患者在康複期擅自停藥，導致複發。因此，特別要提醒患者定期到醫院複查，由醫生判斷是否可以停藥。停藥時也應逐步減少用藥劑量，緩慢停藥，避免出現撤藥反應。
另外，“早發現，早治療”非常關鍵。尤其在康複過程中，如果感覺到無明顯原因的心情不好、乏力或失眠等，就應該及時就醫，在複發初期及時調整、治療通常可獲得更滿意的效果。
認知治療是中華醫學會推薦的康複方法之一。這種治療的目標是幫助患者重建認知，矯正自身的係統偏見。這些偏見包括對個體既往生活經曆及將來前途作出錯誤解釋和預測。
“簡單地說，認知就是如何看待疾病和如何看待自己。”姚貴忠說，這和自省不一樣，不是站在道德角度批判自己，而是強調內心的和諧與平靜。
作為有25年臨床經驗的精神科醫生，姚貴忠有一套獨特的“康複處方”：
第一步，康複評估。評估病情和資源，患者有哪些可用的資源；他有哪些優勢和劣勢。
第二步，患者、家屬和醫生三方會談。在充分尊重患者意願的前提下，三方達成共同的康複目標。
第三步，開出康複處方。開處方的前提是尊重患者，所有康複計劃都要和病人協商，獲得同意。計劃要具體、可操作、可檢查，每次最多提三條，再多患者就執行不了。
姚貴忠舉例說：假如一個患者病情較重，可以要求他每天散步10分鍾。每兩周複查一次，到時候檢查他執行的情況，並作調整。如果有的患者懶散，就引導他承諾做一些簡單的事情。
“比如，上菜場買菜行不行？如果不行，在家裏做飯行不行？還不行，洗碗行不行？洗全家的碗不行，隻洗自己的碗行不行？如果再不行，三天洗一次自己的碗行不行？一周洗一次行不行？就這樣和患者商量出一個他能夠接受的行動計劃，不要強迫他。”姚貴忠說。
至於恢複社交功能，姚貴忠認為，可以把社交活動分成幾個步驟：接收信息、表達信息、交換信息和適應環境。難度遞增。
具體地說，患者社交有困難，醫生要幫助他分析是哪一步出了問題。如果是表達信息有障礙，可以讓他先朗讀一段文字；這一步完成後，再讓他複述別人說的話；接著讓他用自己的語言概括別人說的一段話；最難的，是患者自發言語，即自主說一段話。如果能做到自發言語，患者就離回歸社會前進了一步。
姚貴忠說，康複處方就是要分這麼細，而且都寫在病曆上。最重要的是，醫患之間要建立信任。切忌以社會標準去要求他。對患者應該是推，而不是拽。在他需要時，你在他身邊，幫助他理清思路，把目標分化為一個一個小步驟。每向前走一步，他體會到成功的快樂，再接著走下一步。
北大六院主任醫師王希林說，在臨床上往往會發現患者乃至家人對治療效果期望值過高，為患者設定過高的目標。而抑鬱症治療需要長時間服藥，有些療效不好或反複的患者應該對原有人生目標作出相應調整。
這種調整並不容易。這意味著麵對現實、接受現實。但是，一旦完成了這種調整，患者就好像搬走了壓在心頭的一塊石頭。
今年58歲的武利國，早在1984年就被診斷為重度抑鬱症。那一年，他的女兒剛出生。在康複過程中，他沒能長期服藥，病情反複發作，最後轉為雙相情感障礙。1996年住院治療兩年多，病情才穩定下來。
出院後，他有強烈的願望幫助其他患者，特別是家屬，“他們真是太難了，那麼焦慮，那麼無助”。從那以後，40多歲的他辭去國企的工作，專門在北大六院當誌願者，組織精神病患者家屬聯誼會和抑鬱症自助團體。
“康複是一個成長的過程。患者是自己在成長，一生中第二次成長。”姚貴忠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