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公共外交與反恐
在過去的幾年時間中，反恐活動仍然是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國家的安全重點。在反恐大背景下開展公共外交活動，一方麵可以爭取國際輿論對於各國反恐活動和反恐政策的支持；另一方麵對恐怖活動高發地區，或者潛在的恐怖分子活躍國家和地區進行公共外交活動，也能夠消減恐怖活動。這是國際學術界研究逐漸熱門的方向。
從Sage等數據庫檢索的情況來看，2012年以來反恐與公共外交的研究逐年增加。最新研究動態顯示，Media， War & Conflict雜誌從2013年開始，討論了如何在國際媒體上講恐怖主義的故事。學者認為，講恐怖主義的故事有兩種因素，一種是情境因素，指被恐怖襲擊國的政策接近度，被襲擊國家受媒體的影響，以及此前的恐怖主義記憶；另一種則是焦點事件因素，主要是恐怖事件報道中的新聞屬性。國際媒體的記者更願意將報道重點放在構建宏大的故事上，因此焦點事件的因素影響記者更大一些。
而2014年，從巴基斯坦媒體的報道中，幾位學者罕見地提出塔利班在巴基斯坦記者中塑造議程的能力要強於美國，這是因為隨著反恐的深入，塔利班和其他宗教團體在巴基斯坦媒體上呈現了一種受損的弱勢形象，同時還和巴基斯坦記者共享天然的語言、社會和政治文化。這種研究繼續認為，反恐中公共外交需要構建文化和政治上的一致性，否則將會非常困難。
2.文化外交、體育外交、科技外交的新研究
在這年中，文化、體育作為公共外交的手段，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研究。尤其是展覽、博物館和運動會，能否在公共外交工作中更加明顯地體現成效，有數篇論文專門進行了討論，其中還涉及到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公共外交活動，將在後續篇幅中討論。
同時資料顯示，這兩年中科學外交也逐漸成為了研究新寵。澳大利亞學者Frank L Smith III和兩位德國學者Tim Flink、Ulrich Schreiterer都從不同角度討論了科學外交作為公共外交的組成部分所發揮的作用。他們都認為，科學外交是指在國與國之間通過科技交換建立國際合作，從而塑造國家形象、改變輿論看法。Frank L. Smith III將上世紀90年代美國海軍醫療研究團隊（US Naval Medical Research Unit 2）在印度尼西亞開展科技合作作為案例，探討這種合作是否可能改變公眾輿論的看法。他認為，科學外交能夠改變精英階層的印象，從而影響公共政策的走向，最終改變對另一個國家的看法。更早期一點，Tim Flink和Ulrich Schreiterer則比較了六個國家（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瑞士、日本）的科學外交，認為相對富裕的國家通過科學外交，能夠提升塑造國家形象的創新能力。至於影響，這些國家使用科技手段可以相互合作，提高軟實力，國際之間相互聯係實現利益，消除彼此的敵意。在這個基礎上，還需要背景知識、個人聯係和更好的科技外交的經驗手段。
除此以外，我們還關注到，對於一些曆史上的公共外交案例的研究，也成為了2013-2014年度的研究重點，尤其是澳大利亞早期的科倫坡計劃，美國上世紀90年代在中東地區推進的民主化和信息化活動，以及早期亞洲各國公共外交形態的比較等。這些研究有共同特點，因為時間長，資料充足，對這些計劃的具體成效能夠充分地進行分析。通過這些分析我們也能了解到，公共外交的力度還與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活躍程度呈現正相關。
對中國公共外交的研究更趨具體
通過對Sage、EBSCO等數據庫中與中國公共外交相關的英文文獻的檢索，可以發現2013-2014年度國際學術界對中國公共外交的研究呈現具體化、深入化的特點。在對公共外交的研究中，大部分都以具體案例為切入點，通過案例分析歸納出某一公共外交活動的特點及結論。與以往相比，近期的案例研究呈現出更加深入的特點，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浮於表麵、止於描述的弱點。
在案例選擇上，研究者大多選擇近五年的公共外交事件作為研究對象，包括藏獨分子幹擾聖火傳遞、上海世博會中的文化外交、駱家輝訪華、美國大使館測量北京空氣質量、2008年網民抵製家樂福事件等，都屬於與中國相關的較為重大的公共外交事件。在分析過程上，不僅僅停留在案例描述的階段，大多遵循了係統的案例分析步驟，依照案例背景、階段劃分、重要節點、評價、總結的步驟依次分析。
1.對中國網絡的研究仍然熱居公共外交前列
近年來，網絡公共外交行為也成為研究者關注的對象。
在網民抵製家樂福事件的研究中，作者聚焦於網民的在線參與，包括貓撲等網絡論壇、MSN、QQ等，認為中國網民的在線參與和討論不局限於國內問題，而是更多地使用新媒體產生公眾輿論，直接介入外交事務，這就是“網絡公共外交”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