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合各行業各領域的具體案例，研究者對於文化“走出去”中存在的問題有了更為清晰的認識和更為冷靜的分析。蔡山帝指出，對外文化交流必須提高實效，加強監督和引導，杜絕形式主義的“鍍金”現象，防止過度炒作和虛假報道。18隆誌秀認為，在我國文化對外傳播中，信息碎片化、目標受眾所處文化環境、語言符號差異等會引起信息誤讀，需要予以更多關注。19
對外傳播研究的理論創新
一、媒介融合與傳播變革：大數據與“微”時代 打造新型對外傳播媒體
2014年，隨著移動互聯進入4G時代，新媒體終端快速更新，互聯網思維成為共識，我國對外傳播進入了大數據時代，全麵開啟“微”變革。學界對傳播技術變革給予持續關注，提出不少新觀點、新見解。薑飛認為，大數據時代，國家的權力半徑一定程度取決於信息獲取及處理的半徑，國際傳播競爭已演變為信息搜集、分析、整理、對策的角逐。20宮承波等提出，對外傳播需要依據“微”時代的信息傳播規律予以調整，樹立微媒體的公共外交意識，關注微社交的民間傳播場，尋求微內容的國際化編碼，重視微產品的視覺傳播。21米莉認為，微博詞條式文本形式、病毒式傳播模式、話題設置功能及存在意見領袖等特點能夠為地方文化對外傳播提供便利途徑、發揮重要作用，值得實踐探索。22
這一年，學者開始將媒介融合、互聯網思維以及建設新型主流媒體的視角與對外傳播研究結合，探究打造新型對外傳播媒體的有效途徑。路雪珂認為，傳統媒體轉型不是簡單的技術更新或媒介形態變化，需要通過轉變思維和運營方式，用“眾包”、“免費”等互聯網邏輯，結合傳統媒體內容製作優勢來實現。23劉瀅研究發現媒介融合顛覆了國際新聞生產過程，改變了國際受眾的媒體接觸習慣，重構了全球傳播流程，故應當以內容生產、技術創新、產品運營、市場推廣、用戶服務、人力支撐等六大領域為著力點，打造新型對外傳播媒體。24
二、國際輿情應對：突發事件積極應對 國際輿論主動較量
2014年，馬航MH370航班失聯事件中，馬來西亞政府在信息發布、應對媒體及處理危機方麵的失敗教訓，引起學界對突發事件新聞發布及國際輿情應對的關注和研究。在我國社會轉型階段，對外傳播領域不僅需要妥善應對涉外公共危機，還需警惕國內突發事件的影響“外溢”，形成於我不利的國際輿論。李源認為，在新媒體環境下，突發事件呈現出信息需求緊迫和信息環境複雜的新特征，政府需要完善和細化法律法規、改善突發事件信息發布機製，掌握發布的主動權，建立全媒體信息預警機製，並遵循突發事件的信息傳播規律。25吳旭提出，應對涉外公共危機，不能在事發初期急於公布或確認責任屬性，政府領導人應以慰問者、激勵者、鼓舞者的軟性姿態麵對媒體，並加強對國外社交媒體的實時監控和信息收集。26周均等認為，把握好突發事件對外傳播的平衡性，“負麵”新聞才能取得正麵效果，要凸顯政府透明化、媒體權威化，減少法規曖昧性。27
中日大使BBC《新聞之夜》激烈交鋒，中國外交官們在國際輿論場上的主動發聲，啟發了研究者對國際輿論較量中的議程設置、話語表達及傳播效果等進行分析和總結。劉笑盈等指出，過去一年世界媒體幾乎在所有重大國際事件中都有積極表現，媒體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角色將愈發重要，國際輿論公共空間的爭奪也將更加激烈。28胡澤等認為，西強我弱的國際輿論傳播格局勢必長期存在，應在遵循國際傳播規律的前提下，巧借外媒平台，主動發聲，創設說明與對話路徑，尋求中西輿論場的共振因子。29
三、公共外交與智庫研究：重視頂層設計創新，發揮智庫傳播功能
中共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要“紮實推進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預示著公共外交成為拓展我國外交新局麵的重要“抓手”。在對外傳播領域，研究者們開始關注公共外交與國際話語權爭奪、國家形象塑造和軟實力提升之間的關係，並在公共外交的頂層設計研究和效果分析等方麵取得了一定成果。鍾新提出，公共外交頂層設計創新需要合理布局，有效融合線上線下和國內國外傳播平台，關注議題創新，平衡中國、他國和全球議題。30姚遙認為，周邊國家應成為我國“命運共同體意識”的首要傳播對象，在公共外交頂層設計時應當提倡與周邊國家的互助與共塑，營造與周邊國家相通的話語體係。31
自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目標以來，智庫發展被提升至國家戰略高度，其公共外交效果和對外傳播功能成為這一年對外傳播領域研究的新課題。王文提出，中國需要將一批高水平智庫打造成有效的國際交流平台，通過公共外交和對外傳播的手段，吸納各國智慧作用於中國發展，傳播中國理念。32王莉麗認為，對外傳播類智庫要承擔起對外傳播軟實力策源地的重要角色，在對外交流中發揮影響國際輿論的重要功能，並承擔起培養國家對外傳播人才的責任。33李習文提出，智庫在軍事對外傳播中具有特殊功能，應當發揮智庫的知識生產能力優勢，借助其“學術研究”、“理性中立”等效應，來提升軍事對外傳播的公信力，憑借各國智庫間的對話交流機製創設高質量、創新性的軍事對外傳播平台。34
對外傳播研究存在的問題與展望
2014年，國際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得到了進一步提升，國際輿論的複雜性與新特點向我國對外傳播提出了新挑戰、新要求，同時世界對中國的認識逐漸深入，了解中國的願望日益強烈，也為對外傳播的發展提供了難得機遇。需要正視的是，盡管這一年對外傳播研究圍繞具有戰略性、緊要性的問題進行了充分的探討，但是與飛速發展的傳播技術變革以及豐富多彩的對外傳播實踐相比，理論研究仍然略顯滯後，存在以下問題：重複性的理論研究成果較多，研究者之間、研究機構之間缺少溝通，研究力量及學術資源整合不夠；對外傳播的知識體係及學術話語體係仍不完善，理論創新能力較弱；研究重點過度集中於現實問題，缺乏世界曆史、國際格局、發展趨勢等宏觀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