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民間占便宜挖苦人的小智慧在央視春晚舞台上無法出現。
“給春晚寫小品是一種嚴重挑戰，”崔凱說，“像莫裏哀、契訶夫的作品，以及《百萬英鎊》、《威尼斯商人》這樣的劇裏，可以諷刺一整個官僚階層。我們不可能出現那樣的喜劇，現在還出現不了。”
大部分春晚的語言類節目都是“命題作文”。崔凱的另外一個作品也流傳甚廣，這是潘長江在春晚上演的小品《過河》。
1996年春晚上報的節目方案中，有兩個題材沒人寫，一是“大中型企業改革”，另外一個是“科技興農”。
崔凱寫過大中型企業改革的小品，寫出來之後沒得到認可。“這問題太沉重了，下崗工人能不能笑？不能。”崔凱說。
崔凱無奈轉進科技興農領域，硬著頭皮看了很多農科院送來的學術材料後，寫了小品《過河》，這個小品衝突不夠，隻好加入了一些歌舞元素來填補矛盾衝突的缺失，但這個寶萊塢氣質的黑土地小品效果好得出人意料。
和當年戴著鐐銬跳舞挖空心思想保留一點諷刺的種子相比，崔凱覺得現在春晚舞台上“尺度大了”，不過創作者似乎已經不太會諷刺了。
2015年的春晚上，小品《投其所好》的反派仍然是一個科長，但是一上來“郝建”就說“老局長被蒼蠅拍拍進去了”。算是打破了科長以上無貪官的慣例，所談論的話題包括貪汙腐敗、裙帶關係、權色交易和跑官要官。
“那個劇情不符合生活規律，一個科長怎麼可能拉著手下，告訴他自己是怎麼爬上這個位置的？”崔凱反問。
網絡上也出現了類似的批評，尤其是“局長”出現之後小品畫風突變，局長用雷霆一般的正義語言挫敗了“馬科長”的馬屁，從深淵的邊緣拯救了青年臨時工郝建，這被批評太過生硬。
“反腐敗題材的作品什麼時候都可以寫，但要藝術化的表現主題，而不是貼標簽，正常的小品創作應該是從生活出發，或者參考基層作者的創作，先有大量的關於‘反腐’主題的小品，小品跟群眾見麵，知道觀眾是否喜歡，然後根據反饋再重新編排加工，最後上春晚。” 崔凱說。
“現在的情況是，假如今年確定有反腐這個主題，為了這個主題湊節目，用碎片化和不合邏輯的故事來串一個口號式的小品，這實際上叫主題先行，不符合規律。”
不過對央視春晚來說，這樣大規模的見麵、摸底會導致嚴重的泄密—苗阜、王聲曾經準備的相聲《座右銘》就是因為不符合保密協議而被更換。
在牛大叔和馬鄉長的時代，互聯網還沒有那麼普遍，一個小品今年沒通過，還可以下一年再來。
崔凱和趙本山、範偉的《紅高粱模特隊》因為“牛大叔”而等了兩年，直到1997年才重新登場。
背負著社會責任的諷刺在商業上並不比沒尖沒刺的作品更成功，在今天的各級電視台上，《紅高粱模特隊》還可以一遍又一遍地重播，《牛大叔提幹》重播的頻率，要比它少得多。
趙本山和崔凱為《牛大叔提幹》付出的代價可能更多，1996年春晚，“牛大叔”挖苦鄉長秘書之後的第二年，範偉在《三鞭子》裏扮演了一位縣長，農民老趙對他下基層表示懷疑：“這條道哇沒人修啊，全是坎來盡是溝哇。坐轎車的來喝酒哇，喝完小酒往回溜哇。駕！這條路哇真特殊哇，多少年來不給鋪哇，春耕化肥運不進，大棚柿子運不出哇！老百姓急得哇哇哭啊！”
最終範偉許諾修路，而農民老趙三聲鞭響，老少爺們兒一起動手，把縣長的車從泥沼中抬了出去。
這個主旋律作品流傳不廣，收緊的尺度和滿滿的正能量被很多人看作是創作者和表演者對前一年諷刺用力的一種補償。直到1997年，趙本山、範偉和崔凱用《紅高粱模特隊》這種圓熟的鄉村題材再次登上春晚。
1998年趙本山、範偉演過小品《拜年》。趙本山提著“倆王八”去看範偉扮演的鄉長，回到了歌頌式小品的老套路：怕事的送禮者、打圓場的媳婦和開明的領導。
無論趙本山、崔凱還是最早打電話動議做反腐題材的導演趙安，他們之後都再也沒碰過反腐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