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在秦朝統一的過程中無疑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說是秦帝國政策的主要製定者，以他作為研究切入的角度也無疑是明智的選擇。但卜德的研究給人的印象是他過於突出了李斯，而掩蓋了秦始皇的作用。美國漢學家畢安祺（Carl W. Bishop）在書評中寫道：“卜德認為秦始皇的許多功業實際上都來自李斯的建議，這在某些方麵——可能在很多方麵——都是事實，我們無須質疑。但通觀秦始皇的一生，我覺得他絕對不是一個聽人擺布的傀儡。他有自己的思想，能夠選擇英才為自己服務。在這些人當中，李斯無疑是才能最傑出的，但盡管才能出眾，李斯也隻是‘始皇帝’在完成統一大業過程中的一個助手而已。秦始皇當然是時代的產物，但同時他又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了那個時代，就此而言他是曆史上少有的天才。此外，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我們現在有關他的信息都來自後人並不友善的記錄。”（Pacific Affairs 1939年第一期）這種“不友善”從思想上來說主要是來自後世儒家的正統觀點，最早的這類文字大概就是賈誼的《過秦論》，他認為“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的大秦帝國之所以“一夫作難而七廟墮”就是因為“仁義不施”。司馬遷在《史記》中對秦始皇的評價也幾乎是同一思路：“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秦始皇本紀》）作為“暴秦”的丞相，李斯自然也逃脫不了後人不客觀的記錄和評價，所以，要透過這樣的記錄和評價來還原曆史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卜德寫作此文依據的基本史料是《史記》中記載秦國的部分：卷五《秦本紀》、卷六《秦始皇本紀》、卷八十五《呂不韋列傳》、卷八十七《李斯列傳》、卷八十八《蒙恬列傳》。在討論秦國宗教、水渠和經濟發展時卜德主要利用了《史記》中三書：《封禪書》、《河渠書》、《平準書》（卷二十八至卷三十）。此外，卜德較多利用的文獻還有《戰國策》、《韓非子》、《商君書》等。當時許多深埋在地下的資料還沒有出土，卜德能利用的也就隻能是這些傳世的書麵文獻了。
麵對長期以來形成的一些不利於秦始皇和李斯的觀念，卜德在書中花了不少篇幅來予以反駁，如關於秦始皇是呂不韋私生子的問題，他認為這完全是後人竄入《史記》中的，為的是通過誹謗秦始皇的出生以說明其統治的非正統性。又如關於“焚書”的問題，他認為事情並沒有後世想像的那麼嚴重，一方麵秦始皇準許博士官保存《詩》、《書》、百家語，另一方麵焚書真正實施的時間不大可能超過五年（即從公元前213年頒布禁令至前208年李斯去世），造成的損害甚至不如公元前206年造成的損害——這一年項羽焚毀了秦朝的宮殿。另外，卜德特別給出了一組數字：《漢書·藝文誌》中列出的六百七十七種著作中，大約五百二十四種，即百分之七十七，現在已不複存在。卜德認為這組數字足以說明，“漢以後的幾個世紀，特別是在印刷術流行前，文獻損壞所造成的總的損失，也許甚至大於秦代的焚書。因此，可以想象，即使沒有焚書之事發生，傳下的周代的殘簡也不可能大大多於現在實際存在的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