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應用方麵也存在差距。國內以前不太注重數據記錄，也不太注意使用數據，沒有把數據真正當作決策依據，而是認為符合自己利益的時候，才拿出來用。對大數據來說，是把它當作服務於決策的工具，還是把它當作決策的基礎和依據，兩者的內涵完全不一樣。
法律完善雙刃劍
2013年，美國棱鏡門事件刺激了全球數據安全的神經。對於許多個人來說，亦開始有消費者逐漸厭倦其消費信息的“被挖掘”。信息技術的發展的確極大降低了信息存儲成本，個人的點滴信息隨處都留有痕跡，形成數據影子。人們在享受技術帶來便利的同時，也開始感到莫大的恐慌，究竟是誰動了我的數據？
《支點》：有一種觀點認為，大數據概念在某種程度上被神話，數據的質量和不開放都將成為其發展瓶頸，您如何評價？
塗子沛：我一直在做數據開放的推動工作，倡導政府開放數據。政府數據是整個社會的基礎數據，例如人口數據、天氣數據、地理數據等都是最基本的信息來源，政府應該拿出來開放給整個社會使用。開放數據不僅是政府要做的工作，商業機構也應開放他們的數據，有選擇地向用戶開放，例如之前說到用戶利用消息記錄去分析自身的消費行為。
數據記錄了人的行為，利用數據記錄就可以進行行為分析，從而可以優化消費行為，甚至包括飲食結構，例如我上個月的卡路裏是不是太高了等等。你需要把這些信息提交給專家分析，這自然就催生了第三方機構。但這個過程還需要法律的完善，也就是說數據在什麼情況下可以開放，哪些數據不能開放等。
《支點》：在這個過程中，如何在數據使用和隱私權的保護上達到平衡呢？
塗子沛：這是一個雙刃劍。公司收集你的行為數據，因此可以給你推送你需要的產品，你能從中得到好處，但同時你的隱私遭到侵犯，該怎麼辦？最後的演變一定是商家要把這個權利交給用戶，讓用戶來選擇全部關閉還是接受對你的數據進行分析？如果用戶有選擇權，在他同意後，商家才能對用戶數據進行分析。這需要商家對用戶的尊重和自覺，但商家要追求利益，尊重和自覺不會從天而降，大家要對他們說“不”。 隻有推動立法者立法，才能根本解決這個問題。
《支點》：無可否認，大數據時代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您認為中國現階段需要怎樣做才能抓住機遇？
塗子沛：數據正變得越來越豐富。如何統籌整合這些數據，對每一個國家都是考驗。麵對海量數據，我們需要製定數據標準，需要建立數據治理的部門，有了標準和部門，才能對數據進行有效統籌。遺憾的是，我們的政府還沒有很好地做數據統籌工作，數據仍處於相對隔離狀態。
其實，在利用大數據方麵，中國具有很好的後發優勢。舉個例子，美國用了幾十年的努力，才建立了全民信用製度。今天，因為客戶的交易流水數據，阿裏巴巴在短短幾分鍾內就可以決定是否發放一筆貸款。充分利用無處不在的數據，中國的全民信用體係就可能在較短時間內以較小成本建立起來。
問題的關鍵還是要做好頂層設計，例如需要建立一個數據治理部門，來統籌製定各行各業的數據標準。（支點雜誌2014年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