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其實算是我的家。心在哪兒，家就在哪兒，在那裏拍的電影，故事都從那裏來。《重慶森林》這些片子，都不是我的風格，故事本來就是那樣子。香港是全世界運轉得最完善的城市之一，人們在密集的空間內不斷發生交流，很容易擰成一股勁；左鄰右裏就在咫尺，一日之內你就可能看盡生死。不像在美國那樣，人與人之間總隔著車與車的距離。
現在我們拍的是一個新香港，現在的香港其實比以前慢下來了一些，試著去磨合與內地之間的關係。香港有不少認真的年輕人，去關注那個城市的內在生活。好的藝術家，會將這些大家關注的社會話題投映到自己作品之中去，因此人與人之間不會真正疏離。
陰差陽錯當導演
在我認識王家衛以前，我跟張叔平合作過六七部電影，他都是擔任藝術指導。有一天，張叔平跟我提起來：“你得找王家衛拍片子”。當時我還想，找我拍片，怎麼不是導演給我打電話呢？在《阿飛正傳》之前，本來他們想找我拍《旺角卡門》，但我當時有點猶豫，不清楚他們看中我什麼，也沒答應。王家衛從來沒有劇本，每次拍片前他就問我：“Chris，鬼佬（粵語中“老外”的意思），最近你在聽什麼音樂？看什麼書？”我跟導演合作，也從來不在乎劇本不劇本，跟他們聊得來，覺得他們有趣、有誠意，那才是最重要的。
一般一部電影拍三個月，王家衛的電影得拍三年，而且是24小時朝夕相處，你要是不喜歡他，那可就慘了。拍電影就像跟人出去約會，默契在那兒了，雙方都心知肚明。就算不一定會上床，至少會享受在一起的時光。而且我相信拍片過程中我們彼此之間發生過什麼樣的能量交換，觀眾看片子時肯定也會感覺得到。
我喝酒很厲害，我的維他命就在葡萄酒裏，我的蛋白質在啤酒裏。我不怎麼愛吃東西，雖然我哥哥在澳大利亞開餐館，可我就是沒耐性坐下來吃兩小時的飯。也許是因為我母親不怎麼會做飯吧。喝酒就不一樣，你可以去到哪裏都把酒杯帶上。我從來當不好別人的男朋友：我從來不會請人家下館子，因為不知道坐在那裏跟人家到底說什麼好。我更喜歡直接一點的：喝酒，跳舞，然後一起醒過來。
“清醒”，這是多麼無聊的詞，那是乏味沉悶的人，那是粗粗的日本拉麵。我們在世上不過是一會兒，幹嗎要那麼清醒呢？我們需要的是去參與、去分享，隨性而為。這聽上去是挺頹廢的，可你得足夠悲觀地去意識到這些，然後才能樂觀地看待這一切。拍電影其實也一樣，我們沒多少可以做變化的空間，布景都差不多，燈光也差不多，我們能做的不過是去找能給人以能量的“氣”。
執導《巴黎，我愛你》中的短片，那也是陰差陽錯。我從沒有過當導演的野心，當好一個攝影師，將導演的信息恰如其分地傳譯過去，我就滿足了。一個好的愛人，一個好的廚師，其實都殊途同歸。但是在跟那麼多導演拍了那麼多的片子之後，當導演拍自己的片子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現在我已經拍了四部片子，每次都是有點勉為其難。當導演，我也會有那麼一點羞愧，因為我知道很多人努力了一輩子就等著當導演的機會，而對我來說卻都是偶然的機遇，隻不過是另一頂帽子，另一種表達的途徑。我做得有多好或多糟糕，其實對我來說並不那麼重要。要是我對一件事看待得太過認真，這件事就很容易變成束縛了。
我導的片子裏，敘事方式一點都不傳統，你如果了解我，也許會明白那片子在說什麼。不了解我的話，或許就毫無頭緒了。現在多了網絡，拍電影也多了互動的可能，拍片的人就有更多的信心去嚐試跳脫傳統的模式了。
我也拍過一些音樂錄影帶，其實為音樂人拍片跟拍電影也沒什麼大差別，我也是湊巧認識了Sigur Ros、DJ Shadow這些音樂人，湊巧Puff Daddy要找我給他拍音樂錄影帶—我經紀人跟我說，你得給他拍，我說為什麼？他說你要是不拍，他會找10個保鏢到我們辦公室來。那就拍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