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情節，顯然不符合中國古代的禮教與法律。中國古代禮法，強調的是皇帝的至高無上的權威，皇帝的母親即便是像武則天、劉太後那樣垂簾聽政，仍然要以皇帝的名義來發布命令。皇帝成年（一般是滿20周歲）後“親政”，太後就要退居幕後，不能再行使政治權力。
唐朝的法典《唐律疏議》明文規定，在法律裏提到專指皇帝的“乘輿”、“車駕”、“禦”字樣的，“太皇太後、皇太後、皇後並同”。比如“盜乘輿服禦物”的罪名，規定罪犯要判處流放二千五百裏。法律解釋說明：“若盜太皇太後、皇太後、皇後服禦物者，得罪並同。”但是皇帝下達的命令稱為“製”、“敕”，太皇太後、皇太後、皇後、皇太子下達的命令隻能稱“令”，效力低於“製”、“敕”。法律規定皇帝下達的“製書”，有關方麵有違反的，要判處徒二年；如果是違反太皇太後、皇太後、皇後、皇太子“令”的，就可以減一等處罰（判處徒一年半）。偽造皇帝印章的，要判處“斬”，而偽造太皇太後、皇太後、皇後、皇太子印章的減一等處罰（絞）。可見，立法者非常注意突出皇帝的權威。
當然，曆史上有過一些皇太後專政的局麵，尤其是晚清慈禧太後長期專政，給民間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就傳統禮法來說，這不是正常現象。太後對皇帝的權威來自於皇帝年幼時候的監護，以及垂簾聽政的慣例，延續到皇帝親政時期。像這個劇目所宣揚的，好不容易從民間尋找到的生母，一臨朝立刻當著群臣的麵要處罰皇帝，是絕不可能發生的現象。
包拯打龍袍有無罪過？
中國古代一直有以衣代人的習慣，最著名的故事，是《戰國策》裏豫讓的故事。豫讓原來是晉國貴族智伯的家臣，後來韓、魏、趙三家分晉，滅了智氏。趙國的趙襄子最怨智伯，把智伯的頭顱當作酒杯。豫讓已經逃到山裏。聽說自己主人死後受如此侮辱，改了姓名，情願受刑，在宮殿裏打掃廁所，企圖暗殺趙襄子。趙襄子有一次如廁，突然覺得心動，叫人把管廁所的人抓起來，一審問，就是豫讓，還搜出了隨身帶的凶器。說是：“我欲為智伯報仇。”趙襄子說：“這是個義士，我隻有躲避他吧。且智伯已死，沒有後代，而其家臣來代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把他放了。豫讓又易容變音，躲在趙襄子要經過的橋下，打算行刺。趙襄子至橋而馬驚，趙襄子說：“這肯定是豫讓了。”派人搜捕，抓住豫讓。豫讓表示願意就死，隻是希望能夠擊打趙襄子的衣服，以遂複仇心願。於是趙襄子“義之”，派了人把自己的衣服給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而可以報智伯矣。”伏劍而死。
這個以衣代人的故事太有名，打龍袍這個故事就有它的影子，而在原來的小說《龍圖公案》《三俠五義》中並沒有這個情節。因為明清朝小說的作者都知道，擊打皇帝的衣服也是犯下重罪。在中國古代，毆打皇帝是謀反，要處以極刑；而擊打毀壞皇帝的衣服，同樣也是屬於重罪。
比如唐代法律《唐律疏議》規定，凡是毀壞、丟棄皇帝禦用物品都是作為“十惡”中的“大不敬”罪名，要判處流放二千五百裏。後來明清時代的法律沒有這般嚴厲，毀壞、丟棄皇帝禦用物品的，單列為一項罪名，不再屬於“十惡”裏的“大不敬”，仍然要處以杖一百徒三年，還算是一項重罪。
這條法律實際上就是針對豫讓和趙襄子的曆史故事而來的。統治者身穿的衣服、使用的器具是具有象征意義的，趙襄子讓豫讓破壞他的衣服來泄憤，是要成全豫讓的名聲；可是在後代統治者看來，成全了刺客的名聲，就是敗壞了統治者的權威，為了防微杜漸，使得老百姓不敢有損害統治者權威的念頭，就需要特意立法嚴禁。
因此在明清時期的小說裏，一般不會寫這樣公然違法的情節。隻有到了民國初年，傳統法律的禁忌沒有那樣嚴厲了，才會把豫讓和趙襄子的故事轉版過來套用到包公和宋仁宗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