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為期10年的“解鎖工程”中，上海解鎖了264例病人。2000年，再次全麵普查，解鎖了84人。這84人中，有80%患者因為經濟原因被關鎖，20%患者因喪失治療信心被關鎖。他們當中年齡最大的58歲，最小的隻有20歲，其中23人被關鎖10年以上。
經過解鎖和後續治療，3年後，這80多名特困重殘精神疾病患者有10%能自理生活，76人的症狀有所緩解。在成功解鎖的病人中，有人還走上了工作崗位。
2002年，上海市疾病預防控製中心精神衛生分中心成立，目前設置綜合管理辦公室、防治科、宣傳健康教育科以及社工部，負責全市精神衛生的預防、心理衛生、精神疾病康複組織管理和技術指導。2003年，計算機信息化管理得以實現，上海三級防治網絡進一步完善。
“這是一個不應該被忽視的群體。每個病人都有一個看護網。”蔡軍表示，“現在，我們的監護率達到95%以上，建檔一個就監護一個。”
為了讓精神病患者吃得起藥，上海市從2006年10月起實行政府實事項目——全市所有的無業貧困精神病人都能享受免費服藥（限於低價、有效、安全的21種國產藥），受益人群逾5000人。
同時，對於精神病患者的援助也在增加，1993年起上海各個區縣按照轄區內常住人口計算，人均0.15元，對轄區內的精神病患者進行救助。1999年這筆救助投入上升到平均每人0.3元，從2003年開始，上漲到1元。這部分經費可以提供給無業貧困、易肇事肇禍的患者享受免費住院，現在上海每年有1300萬元的經費可以用於2000人進行免費住院治療。
“有了這些措施，現在幾乎沒有患者因為家庭經濟原因吃不起藥住不起院的情況。”蔡軍告訴記者。
新“上海服務模式”
讓康複者更易回歸社會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副院長黃繼忠在接受采訪時說，滿懷奉獻之心，以提供科學、完善、人性化的精神衛生服務，促進大眾生命質量的全麵提高是我們的使命。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於2012年成為上海市衛生係統首批醫務社工試點單位並成立社會工作部。創新精神科工作模式，形成醫、護、社會工作者相互協同工作的新型醫療模式，為病人和家屬提供“助人自助”服務，提高了病人家屬的社會化能力，同時挖掘病人和家屬的社會資源，為病人的康複和痊愈起到了積極作用。
但是，長久以來，人們心中最大的誤區就是“精神病人隻是精神病院的事”。如果從社會穩定的角度看，當然讓精神病患者集中起來接受治療是個不錯的選擇，但長期住院又麵臨侵害廣大患者公民權益的風險。
蔡軍表示，這種想法並不正確，“精神病人的監管不僅是一個衛生問題，還是一個社會問題。因為醫院隻能解決患者的急性、重病期治療問題，而漫漫康複之路才是廣大患者最為迫切需要的。”
現實的情況則是，由於害怕遭遇歧視，或者出於保護隱私的目的，一些精神病人家屬對患者病情三緘其口，避而不談。有的家屬則出於親情，舍不得送治患者，因延誤病情而導致的肇事肇禍事件時有發生。
“我們的工作雖然做到位了，但是這種事件還是無法預測，無法完全避免。”蔡軍介紹道，為了提高監護人的精神衛生知識，減少病患對其造成的傷害事件，上海市各級精神衛生機構還專門為病患及其家屬開設了“精神疾病患者家庭教育”培訓班，傳授精神疾病常識、預防護理知識等課程。
但直到現在，仍存在家屬從最初的“圈養”病患，到後來認為隻有住院治療才能防止其犯病的情況。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院長徐一峰就曾指出，這就是近年來讓醫患雙方備感困擾的“旋轉門”現象，而身陷“旋轉門”的精神疾病患者，不僅讓本已匱乏的精神衛生資源“雪上加霜”，而且許多精神疾病患者也難以得到真正意義上的康複。
徐一峰介紹說，以往在上海各個社區都有專為精神疾病康複患者設立的“工療站”，由政府主導“下訂單”，讓康複患者從事一些來料加工的簡單勞動，並為這些產品尋找“買單”的單位。可是，如今這一原先以傳統手工藝為主的簡單加工業，本身已沒有了市場，“工療站”處於“休克”狀態，“這一度讓在上世紀卓有成效的‘上海模式’因社區康複治療的缺位而名存實亡。”
但一個早已被證實的事實是：精神病人住院時間越長，其人際交流、求職、求助等社會功能退化越嚴重。換言之，其回歸社會的可能性就越渺茫。顯然，住院康複不能替代社區康複取得同樣的療效。
“現在，特困重殘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療有效率已經達到了80%。困坐家中的結果，隻會讓患者在精神世界的錯誤軌道上越滑越遠，沒有任何好處。一定要整合社會資源讓患者走出家門，真正回歸社會。”徐一峰強調道。
為了激活原有的“上海模式”，近年來上海精神病防治工作服務的領域不斷擴大，上海市精神衛生工作領導小組逐步擴大到財政、教委、司法、勞動保障、醫保、精神文明辦公室和殘聯等共10個部門。上海各區縣和街道鄉鎮也相應建立了精神衛生工作領導小組，形成了多部門協作的上海市精神疾病防治工作三級網絡。
徐一峰將升級後的三級防護網絡稱為“新上海服務模式”。
據介紹，上海市已建立和完善了由精神衛生專科醫療機構、精神疾病預防控製機構、綜合性醫院精神科或心理治療科、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和社區康複機構等構成的精神衛生服務機構網絡，並正在大力發展心理谘詢、社區養護等機構，初步形成了覆蓋精神障礙預防、診療和康複等的服務體係。
“有個工作”可以說是所有精神疾病患者及家屬共同的強烈訴求。“康複就是培養生活、工作技能。而精神病患者回到社區後，國際上的經驗就是依托專業社工和職業康複師等團隊來提供康複訓練，幫助患者恢複社會功能。”謝斌說，“這個康複工作不是由醫院、醫生來做，是社區做，民政、殘聯等搭台，衛生部門提供技術支持，動員社會組織參與。這需要整套的政策支持，尤其是吸引社會資金投入和加強人力資源保障的相關政策。”
也正是基於此，從2005年開始，上海著手建設社區精神障礙患者康複機構——“陽光心園”，它是專門為病情穩定的慢性精神疾病患者提供日間照料、心理疏導、娛樂康複、簡單勞動、社會適應能力訓練的機構。截至目前，上海超過99%的街道（鄉鎮）已經建立了逾兩百家“陽光心園”。
這些服務的費用由政府承擔，康複機構運營所需資金也由上海市殘聯等部門團體解決，這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患者出路問題，增加了他們回歸社會、自食其力的幾率。
但是上海這樣的特大城市的康複、養護等服務是一項龐大的工程，單靠政府資金維持並非長久之計。謝斌指出，上海新《條例》中，已經從立法層麵打通了捐贈渠道，建立了明確的製度安排來鼓勵包括宗教團體在內的各種社會力量參與建設康複、養護等機構。這為包括“陽光心園”在內的機構的長遠發展，為切實解決患者、患者家屬和社會大眾的後顧之憂，提供了堅實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