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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伐交’策略上看，日本政府也是深謀遠慮，早早就與德國、意大利簽訂了“軸心協定”，至少在外交上，有了歐洲強國的呼應。雖然蘇俄一直是日本最大的潛在敵人，日美之間、日英之間也存在著各種矛盾，但是抗戰初期，國際社會是以‘綏靖主義’為外交主流，‘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因此，日本可以無視‘國聯’的呼籲與‘九國公約’的要求，任意地擴大在中國的戰事，而不會擔心自己受到國際社會外交與經濟的孤立。
反觀我國，卻將國防建設的賭注押在日本盟國德國身上，德國竟然是中國最大武器供應國，德國軍事顧問在華訓練軍隊和建設國防工程，使得我軍組織結構、戰時體製以及國防設施毫無秘密可言。‘8.13’事變後，德國立刻遵守與日本的協約，停止供應武器，撤走在華顧問，幫助日本孤立封鎖中國；蘇俄出於希望中國拖住日本、消耗日本戰力，防止日本進攻蘇聯遠東地區的目的，戰爭初期給與了中國一些武器彈藥支持，但斯大林是個極端利己主義者，一但確信日本不會進攻蘇俄，立即和日本簽訂互補侵犯條約，斷絕與中國一切合作，幫助日本封鎖中國；而英國和美國政府則悲觀認為，日軍隻要殲滅中國幾個精銳的集團軍，再占領以及摧毀中國沿海、沿江工業基地，中國就會失去一切的作戰能力，而向日本無條件投降，英美隻願意和中國進行一些武器的交易，乘機發點戰爭財，並不願意直接卷入中日之間的衝突，為一個孱弱的中國去得罪強大的日本。”
“俊如兄！堂堂國軍虎將，不僅能運籌帷幄、叱吒疆場，而且對當前國際時局也有如此精到的見解，我等雖然號稱研究外交的專家，卻自愧不如，萬分慚愧！”梅教授感慨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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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立煌微微一笑：“現代戰爭，早不是三國時期趙雲、張飛，能憑一己之力力挽狂瀾、扭轉戰局了，更需要的是，一大批有知識、有文化、有思想的軍人。就從‘伐兵’這個角度來說，抗戰初期，國軍共有183個師，總兵力為180萬人，看上去規模很大，但這些部隊的編製、裝備、訓練，卻極其低下和混亂。德國軍事顧問看過國軍訓練後，曾親口告訴我，在他眼中，國軍根本不是正規軍，而是一群拿著破舊武器的‘苦力，’沒士氣沒意誌，根本還不懂得現代化正規作戰的戰術，充其量是‘自衛隊’與‘民團’的形態。
更為嚴重的是，抗戰初期，整個國家根本沒有受過軍訓的後備部隊，征兵製度也才剛剛開始在部分地區試辦。因此當時中國的人口雖多，但是能夠征用的兵員卻相當的缺乏，由於營養不良，國民身體素質很差，單是體檢就有一半以上不及格；文化程度更低，入伍新兵多半是文盲，連瞄準是怎麼回事都不知道，因此部隊的實際人數，比編製上的規定要少許多，很多是一些貪腐軍官為了吃‘空餉’編造兵員數量所致。這樣的國軍，與日軍擁有受武士道精神蠱惑、訓練嚴格有素的軍士官兵相比，勝負顯而易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