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電影：中國城市電影的重要樣本
學術論壇
作者：李簡璦
[摘 要]20世紀80年代末，一批由王朔小說改編的電影的集體出場成為了新時期中國電影文化中具有轟動效應的景觀。本文從王朔電影與城市的互動關係入手，從王朔電影的社會基礎：市民社會的興起、大眾文化的集中顯影、都市社會世象的呈現與都市意識的張揚、作為城市漫遊者的頑主及其青年亞文化表征等幾個方麵探討王朔電影對當時中國城市的想象、建構與表達以及它們如何影響和重塑了城市所代表的社會關係與文化空間。
[關鍵詞]王朔電影；城市電影；市民社會；大眾文化；城市漫遊者
王朔與影視聯姻是在1988年左右。當時王朔在文學界的發展基本達到了飽和狀態，他逐漸發現了自己的作品作為文學的影響困境；雖然他的情趣與審美口味是屬於市民階層的，但這個階層很少有人真正讀他的作品。選擇更大眾化更有影響力的媒介——電影和電視似乎更能與大多數觀眾所代表的新市民文化相吻合。於是1988年在商業大潮的衝擊以及娛樂片熱的影響下，王朔的四部作品被不約而同地改編成電影，“一點正經也沒有”的頑主形象在銀幕上集體亮相：峨影廠出品、米家山導演的《頑主》（根據同名小說改編）；西影廠出品、黃建新導演的《輪回》（根據小說《浮出海麵》改編）；深圳影業公司出品、葉大鷹導演的《大喘氣》（根據小說《橡皮人》改編）；北影廠出品、夏鋼導演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等。一批由王朔小說改編的電影的集體出場成為了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電影文化中具有轟動效應的景觀。1988年甚至被稱為“王朔電影年”，而這股王朔熱被稱為“王朔現象”。
王朔現象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出場是與當時整個中國的社會文化語境息息相關的，是思想解放、社會轉型、信仰危機以及中外文化思潮交彙與碰撞的時代產物。自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涉及時代社會之方方麵麵的轉型是一個生存現實：經濟模式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政治上結束了“文革”的運動風波，對“文革”進行撥亂反正；文化上由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為主向大眾文化過渡；社會形態從前現代向現代化轉向；從電影功能上而言，由電影宣教轉向電影娛樂。此時，80年代初期興起的如火如荼的曆史文化反思運動陡然走向終結。物質利益、現實功利和人性基本欲望成為建構社會關係的主要準則，許多傳統的意識形態和觀念價值就變得虛妄乃至虛偽起來，試圖拯救和重建中國文化的理想主義思潮也開始受到普遍懷疑。以王朔為代表的一撥人，既不相信占統治地位的主流意識體係及其價值觀念，也不相信精英知識分子以對抗的形式建構新意義的努力。而在對這個觀念不斷旋轉變化、多種意識形態紛繁錯亂的社會的審美反映和演繹中，王朔無疑是一個集大成者。其間，唯獨王朔的作品構成了流行。
對王朔電影的探討可以從諸多角度切入，而本文將從王朔電影與城市的互動關係入手來探討王朔電影對當時中國城市的想象、建構與表達以及它們如何影響和重塑了城市所代表的社會關係與文化 空間。
在以鄉野土地為象喻的文化價值體係的主導下，都市文化長期被排除在中國內地當代電影的時代主流之外。與蔚為大觀的農村題材和革命曆史題材等影片相比，城市題材的電影屈指可數。就是這為數不多的城市題材影片中的“城市”也“不時成為現代工業的代名詞，城市文化不時被置換為‘工業題材’。工人階級作為主流意識形態話語中的曆史的創造力與原動力，則成了當代文化中唯一得到顯影的都市人”[1]。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內地的城市已在悄然地擴張和興建中崛起，都市文化充滿了都市空間（不僅是工業空間），具有現代都市文化意義的影片開始陸續出現在內地觀眾的視野中。1988年這一為形形色色的話語烏托邦與曖昧不明的過渡色所籠罩的年頭（戴錦華語），王朔電影以其具有“亞文化”特征的生命衝力率先切入了社會轉型期伴隨著城市改革開放而湧現出的特定的城市生活內容，為視覺形象提供了現代都市的生活圖景，迎合了當代青年尤其是都市青年普遍存在的反傳統、反文化的逆反心理。作為市民文化的反映、市民現實生活的寫照、市民心理的表達和城市邊緣生活的想象，王朔電影渲染出蕪雜繁茂的城市生命，給都市電影帶來了一種非常的變化，“象征著當代中國城市文化的來臨”（澳洲漢學家白傑明語）[2]。
一、王朔電影的社會基礎：市民社會的興起
計劃經濟向商品經濟過渡時期的市民社會的興起是王朔電影產生的社會基礎，或者說，王朔代表著新市民文化的崛起。在高度一體化的體製下，新中國成立後近40年來可以說不存在“市民社會”，市民文化因不合時宜而銷聲匿跡了許多年。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社會正值轉型動蕩期，商品經濟大潮的湧入改變了人們很多固有的觀念，一貫以主流地位自居的精英知識分子在商品大潮和各種外來思潮的夾擊中惶惶然不知所措，他們所認定的一切神聖如理想、道德等價值規範受到了商品大潮無情的嘲弄和懷疑。與此相對的市民階層則善於應變、如魚得水，迅速擴大隊伍和地盤，經濟上獲得了空前的成功，在政治和文化上也不斷提出新的要求，市民文化不斷增強實力。隨著市民文化的蓬勃壯大，它理所當然地要求自己的代言人來對它的價值觀、道德觀予以表述。但精英文化與主流意識形態話語自80年代後期以來的對峙冷落了市場經濟哺育出來的市民階層的文化需求，留出了一個巨大的大眾話語或民間話語的空場。而以王朔為代表的“頑主文化”在特殊的時間嵌進了曆史的縫隙，登上了空場的舞台。“鋪天蓋地的大眾審美需求使藝術的成規隱逸和退縮，飽蘸生活原始氣息的市井俚語，長期被典型性排斥的生活的原生態，卻得到了平等地進入藝術殿堂的資格。”[3] 王朔電影下意識地追蹤正在興起的民間社會，描摹了當代中國內地變動的社會生活，呈現了80年代中後期中國內地民間意識形態的重要特征，有意無意地充當了這個階層向一切既有秩序和權威挑戰的代言人和文化英雄。“在這裏（即王朔作品中），不僅看到正在興起的民間社會的各種無政府現象，招搖撞騙、違法亂紀、掛羊頭賣狗肉等等惡劣行徑和不正之風；同時更應該看到以‘非政治化’的經濟實利主義為原則的生活現實，強調獨立人格、平等互利、公平競爭的民間關係，這才是‘民間社會’的真正基礎。”[4]王朔電影以邊緣性的民間文化立場、眾聲喧嘩的多聲部對話以及反精英主義傾向的平民性格，顯示了其特有的“民間”性質。
二、大眾文化的集中顯影
城市和市民社會是大眾文化產生的物理和精神背景。可以說，沒有城市和市民社會就沒有所謂的大眾文化。大眾文化有mass culture和popular culture兩種英文表述，是德國法蘭克福學派和英國伯明翰學派因對大眾文化所持的不同態度而分別給出的。前者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認為mass隱含著烏合之眾的意味，傾向於用mass culture 表述大眾文化，有意將大眾文化貶謫為沒有主導型文化品格的、缺乏理性和秩序規範的、亂糟糟的文化，是工業化、都市化導致的文化墮落。後者的代表人物雷蒙·威廉斯則偏向於用popular culture，他有意摒棄對大眾文化的貶義，將文化研究的目光轉向大眾日常生活方麵，以城市為背景討論大眾和大眾文化。齊美爾在《大都會與精神生活》中也把大眾、大眾文化和現代城市社會緊密聯係在一起。在他看來，正是現代都市造就了大眾、大眾的性格和分裂的現代大眾文化。大眾文化是與城市的發展同步的，反過來大眾文化也成為城市人的一種文化和特殊的生活方式。可以說，“在現代社會，大眾文化是一種產生於20世紀城市工業社會、消費社會的以大眾傳播媒介為載體並且以城市大眾為對象的複製化、模式化、批量化、類像化、平麵化、普及化的文化形態”[5]。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眾文化已經逐步成長為中國當代文化中最活躍的部分。大眾文化、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已經成為我國文化體係的主體框架。王朔的精明就在於他很好地、主動地把握了商品文化下大眾的文化心理，充分體現了普羅大眾的價值觀和遊戲規則，並且以此反過來得到大眾的接受。王朔在為其作品適應市場需求而努力探索的過程中，敏銳地意識到自己作品的審美趣味是屬於市民階層的，但這個階層很少人真正去讀他的小說，他們主要的消遣方式是影視。於是王朔運用了將自己的小說與影視聯姻，利用大眾傳媒獲取受眾以產生更大的轟動效應的運作手段。而在新的商品經濟語境下，當五光十色的生活使曾經的神聖變成虛飾和偽裝時，大眾終於可以脫離官方的政治意識形態和精英知識分子意識形態的引導，轉而尋求長期被壓抑的生命本能的自由噴發，而適時出現的王朔作品就成為了大眾消遣和發泄的有效途徑。可以說，王朔是中國內地第一個跟大眾文化親密接觸的作家，他涉足影視標誌著文藝觀念轉型的開始，預示了文藝向大眾化邁進的步伐。有人說：“王朔在大眾中引起轟動，與其說王朔具有某種神奇的魅力，不如說是大眾找到了自己的代言人，其價值取向在告別了官方政治意識形態和知識分子精英意識形態的同時，促成了社會轉型期官方、精英、大眾意識形態三足鼎立這樣一個新的文化格局。”[6]“悄然地完成著由80年代中國政治文化理想/拯救朝向90年代經濟奇跡和物質/經濟拯救的現實與話語的轉換，完成著由精英文化的‘指點江山’朝向大眾文化引導、建構社會的轉換。”[7]“（王朔電影）以目前中國人關注熱點及大眾文化資源構建自身的話語，力圖迎合中國內地正在興起的民間社會的文化及價值取向，立足於當下我們自身的語言/生存境遇，並賦予所關注的、所傾心的問題以想象性的解決，以當下‘狀態’的把握和控製吸引本土觀眾，挑動大眾無意識與欲望。由於這種‘狀態’的表達追求極為強烈的當下性，因此他的作品能緊隨時代的話語轉換及流行文化潮流的變化而發展。”[8] 對此，王朔自己也承認道，“那一年陳昊蘇當主管電影的副部長，提出拍‘娛樂片’的口號，其實那也是意在恢複電影這一大眾文化產品的本來麵目”，“陳昊蘇提出拍娛樂片，我的小說因此受到青睞，所以我的小說有很大的娛樂性，這個邏輯是成立的。娛樂性即通俗性，通俗性是大眾文化的主要品格，這個邏輯也是成立的，所以我天生、本來、早就、一直是大眾文化的一員幹將，這個定位1988年就已成公論”[9]。
代表了一種新的商業價值觀的王朔文本描摹了一個有序和無序、褻瀆和虔敬、意義再釋和價值重估互相衝撞的社會生存空間，呈現出對主流意識形態（政治文化價值觀）和精英意識（知識分子價值觀）的兩麵出擊。一方麵，王朔文本作為消費意識形態或意識形態世俗化的開先河者，有力地打破了主流話語與精英話語二元對立的模式，解構了主流意識形態的崇高、理想、理性、倫理、道德等，建立了公共話語的空間；另一方麵通過對一直控製著文化權力、保持著對世俗社會批判傳統的知識分子的辛辣諷刺，解構了精英主義文化，表現出一種深刻的“反智主義”情緒。在主流意識衰落、社會中心價值解體、人文知識分子陷入低迷、先鋒文化縮小地盤、大眾市民文化全麵興起之際，頑主文化以“政治POP”的方式嘲弄了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神聖與精英知識分子話語的虛妄，並同市場文化的功利主義、消費主義、享樂主義合謀，滿足了民眾從物質到精神的幾乎所有世俗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