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則是個人性格原因。我性格急躁，不夠沉穩，做事情缺乏耐心，年輕，閱曆不夠，智慧不夠，情商也不夠。在當時初診時，醫生建議我隨訪，我卻抱著“早發現早治療”的觀念，對醫生的隨訪建議產生了懷疑，希望能有更快更好的治療方案。當醫生說明手術有風險並推薦可以做伽馬刀的時候，我仿佛找到了那根救命稻草，當時就草率決定做伽馬刀，而沒有想著是否還有其他方案。另外，生病後我的第一反應是生病影響工作了，得趕快處理好了去上班啊。任何時候把工作淩駕於健康之上都是一種錯誤的理念。
（3）著急去處理病灶帶來什麼後果？
我的病是淋巴瘤，首選是放療+化療。如果沒有做過伽馬刀的話，我完全可以在脊髓手術（2007年6月）取得病理以後行全腦放療術。淋巴瘤對放療是敏感的，我在脊髓手術後進行了脊柱局部放療，至今6年了一直穩定。而腦袋被伽馬刀照過以後，正規的醫院都不肯給我做全腦放療，因為局部一旦超過照射劑量後果不堪設想。所以，我匆忙選擇伽馬刀，卻為後續治療設置了障礙。當然，事情也得分兩麵看，全腦放療不見得能治愈我的疾病，全腦放療後仍然複發的病例也不在少數。
不過，仍然可以設想，如果我不那麼急著去做伽馬刀手術，一個月以後複查，專家一定能看出我的病灶縮小了（至少是沒有長大），他一定會建議繼續隨訪。我的心情會大大好轉，也許病灶會徹底消失。然而，人生沒有“如果”。
跟腫瘤做鬥爭，有時候要跟它搶時間，有時候又要采取“緩兵之計”，有時候不治療就是最好的治療。但是，別人的任何經驗隻能借鑒，不能照搬，因為人與人個體差異太大了，病情千差萬別。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
（二）錯失康複期：一切又回到原來的軌道
我一直把工作看得很重。診斷出腦瘤以後，一方麵急著做手術，另一方麵馬上把家從十公裏外搬到單位附近。在做伽馬刀之前，我們忍痛把結婚時的房子租了出去，在市中心租了又小又破又吵還滿是蟑螂老鼠的房子。
我是周五做的手術，住了一晚上，周六出院。周一我就主動上班了。領導對我很關心，我的工作合同正好滿了三年。領導毫不猶豫跟我續簽了。
手術後，我的工作生活不僅馬上恢複到手術前的狀態，而且還比生病前更忙更累了。我的性格決定了我隻要身體允許就不會賴在家裏不上班。我當時的情況也的確不錯。伽馬刀幾乎沒有創傷，副作用也不算大。當時，我一方麵做自己的科研，一方麵還要指導一名碩士研究生。那一年，我的年終考核成績為“優秀”。在生活上，當時由於老家有些事情，我手術後一個半月送爸媽回家。此後一年多的時間裏，我們一家三口在上海自己照顧自己，當時孩子才剛滿兩歲。下班後，老婆帶孩子，買菜做飯都算我的。
回首往事，我除了在心理上增添了對腫瘤複發的恐懼之外，除了住得近了、住得差了之外，我的工作生活有哪些改變呢？我對預防複發做了哪些努力呢？好像真的不多。再加上伽馬刀隻是局部治療，因此，16個月後的複發似乎就是必然的了。
—那麼，我應該做而沒有做的努力包括哪些呢？
第一，應該反思患癌的原因，及早做身心全麵的調整。
患癌後，我隻覺得自己很倒黴，命運很不公平，對於自己為何患癌一直想不通，也沒有從自身找原因。後來明白了，得病不是偶然的。有果就有因，有因就有果。有人說，癌症就是一種思想疾病；也有人說，癌症是一種基因病。更多的人認為，“氣、急、累”是患病的重要原因。醫學上講，腫瘤是內因加外因，一係列因素綜合長期作用的結果。2008年我父親患癌證明了我有家族史。我性子急，脾氣暴躁，完美主義，心理素質不好，工作壓力大，壓抑自己，因為照顧小孩夜裏休息不好，飲食不注意（愛肉不愛素，我曾經連續三年午餐必吃的一道菜是油炸雞柳），鍛煉身體走極端（平時長期不鍛煉，身體發福發虛；發病前兩個月冒著高溫天氣每天下午拚命踢足球）。
患癌後，要冷靜地把自己過去的生活習慣總結出來，凡是不好的統統戒除，凡是好的繼續發揚。患癌後，還要放下名利，要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要好好想想自己為什麼而活著，為誰而活著，怎樣才能不辜負自己寶貴的生命，有價值、有意義、有質量地活著。總之，要下決心改變自己，決心越大越好，改得越徹底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