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缺乏配套的製度規定。縱觀我國《公司法》全文，除第五條明確提出了“公司承擔社會責任”，其餘部分均未發現任何關於此方麵內容的規定。公司法在董事製度和監事製度設計中，並沒有賦予其相應的保障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的職責，如果強硬要求履行社會責任，於法無據。這一條文被放到總則中，類似於宣示性條款，而且整部公司法並無任何具體的適用公司社會責任的條文，很容易使得該條款成為具文。
（三）賦予法官過大的自由裁量權，加重了法官的工作量
由於法律對公司社會責任的規定模糊不明確，這就要求在司法實踐中，法官必須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動性，來做出正確的裁判。然而，我國是成文法國家，大多數時候，法官都是依法辦案，依法裁判，不能像英美法係國家那樣，援引過去的判例，而隻能從最高院發布的案例中尋找判案的法律依據，多數時候，是參照最高院的司法解釋。公司承擔社會責任條款在全世界立法範圍內都未被明確界定，這種情況下，要求我國的法官運用個人智識和經驗作出司法裁判，無疑是過苛的。其次，我國法院司法負擔過於繁重，對於不確定的規則缺乏解釋的熱情。
三、社會責任條款的不足的解決思路
（一）針對《公司法》對公司社會責任條款規定的義務內容模糊不明確，本文建議最高院可以出台一個專門針對公司社會責任的司法解釋。將公司法第五條的概念、內涵、規定的義務內容、針對的獲益對象等各方麵內容進行全麵而具體的解釋。同時，筆者建議可以針對此類案件建立一個檔案，類似於案例彙編，便於日後對解決類似案件的查詢。
（二）成立專門的法律委員會，對公司社會責任條款進行係統的體製規定。鑒於我國法官的工作量繁重，沒有足夠的熱情和精力來對不確定的規則做解釋，筆者建議，設立一個專門從事公司社會責任案件的委員會，其成員專門從事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的研究。
（三）法官應當發揮一定的能動性。“原則設定的權利隻是一個概念，它必須通過救濟程序中法官的解釋和裁量方可明確化，而在法官的解釋中，原則就具體化為規則了”。因此對於含有此類原則性的一般條款時，司法裁量中應當體現出一定的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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