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借國家安全名義實施的政治風險
金融危機之後，越來越多的國家選擇了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實施了投資保護主義，這對於還未完全獲得市場經濟地位認可的中國極為不利，外國可以輕易揮舞國家安全的大棒阻礙中國企業的並購行為。“未來，西方國家以國家安全為名，行貿易保護之實的案例還會更多”，中國企業的海外並購之路會越加艱辛。
以華為收購3Leaf部分資產為例。2010年5月，華為斥資200萬美元收購3LeafSystem公司技術資產，但遭到5個國會議員和美國外商投資委員會（CFIUS）以美國國家安全為由的阻撓。最後，這場曆時9個月的交易因華為迫於美國政府的壓力而主動宣布放棄。類似的案例還有很多，比如中海油收購優尼科石油公司、華為和美國貝恩資本聯合收購3Com公司、華為獨立競購摩托羅拉業務和美國私有寬帶互聯網軟件提供商2Wire等，都是因為“考慮到”美國國家安全的因素而流產。這種以國家安全名義設置的非經貿壁壘正成為美國政府對中國企業的致命性阻擊。
（二）因審查和監管等帶來的法律風險
各國針對國內外企業的並購行為的審查和監管等製度差別很大。不同的國家在審查並購案時所采取的審查程序是不同的。尤其以審批程序的繁瑣程度和審批時效最為關鍵。許多企業並購失敗的原因並非出在自己身上，而是出在本國或他國的審查程序和監管製度上，正是製度原因嚇跑了被收購方。
以光明食品競爭優諾公司為例。2011年3月，光明食品宣布，其競購全球第二大酸奶製造商法國優諾公司50%股權以失敗告終。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法國媒體和政府擔心中國政府的審批耗時過長。類似的例子還有四川騰中重工並購美國通用悍馬。
（三）因倉促出手導致的誤判風險
對國外科研技術，尤其是關鍵或者核心的技術的強烈需求推動中國企業海外並購的步伐。這與中國企業普遍希望企業向上遊轉型的願景密不可分。尤其是金融危機所帶來的“抄底”佳期強化了企業盲目跟風並購的衝動，導致企業在欠缺足夠考慮和評估的情況下貿然出手，帶來巨大的經濟損失。
以青年汽車競購薩博為例。2011年到2012年間，青年汽車在與眾多強勁對手買家的競購中，並沒有如願購買到薩博的商標，以及通用汽車公司所擁有的薩博9-4X和薩博9-5的知識產權，而是用近2億歐元購買了薩博全新開發的鳳凰平台，該平台可配套車身長度在4-5.2m的所有車型，可用於發展青年汽車的乘用車計劃。但是，這個平台是個半成品，青年汽車要在此基礎上消化和整合這個平台最早也要到2015年左右，到時候這個平台早已喪失了先發的優勢，能否得到市場的認可還未可知。換言之，青年汽車等於是以高價買了一堆暫時看不懂的圖紙，這個代價不可謂不慘重。
（四）因經驗不足導致的整合風險
一般來說，企業在並購之前或者並購期間就要評估並購後企業的管理問題。然而，因為缺乏經驗，中國企業往往直到交割完畢才真正考慮文化差異和整合管理等問題，而後果是很多並購案例在最終的整合階段卻無奈放棄。
以上汽集團收購韓國雙龍汽車為例。2004年上汽車集團以5億美元收購韓國雙龍汽車48.92%的股權，次年更以51.33%的股份正式成為雙龍第一大股東。但是，上汽錯估了兩家公司的整合前景，不僅引進技術合作、技術的豪言從未開始，“韓國公司中國化”的計劃也以失敗告終。自身管理能力的缺乏，以及輕視韓國國內的法律環境和勞資糾紛成為上汽並購失敗的主因。
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導致並購受挫還源於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偏好：（1）並購行業集中在能源和電力等重要行業。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在亞洲）參與的並購總金額達到2193億美元，較去年上漲11.7%。中國並購交易金額最高的目標行業是能源和電力行業，並購金額共453億美元，占中國並購總金額的21%。 （2）並購區域以發達國家為主。據湯森路透/Freeman谘詢2013年最新的統計顯示，中國企業對北美偏好明顯，加拿大和美國分別摘得中國企業海外並購國的冠亞軍。2012年中國企業在加拿大的並購案例達到21宗，總金額高達188億美元，遠超在美國的101億美元。以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忌憚，中國企業要想並購他們的能源、電力和金融等類型行業，無疑是難上加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