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鑒於此，作者認為，辛亥首義史理當詳論革命黨的組織活動、宣傳活動及起義實踐，但又不能僅僅局限於革命黨活動方麵。諸如作者通過述說革命黨人與湯化龍等立憲派、黎元洪等原軍政官員彼此互動、角力的真實故事：立憲派發動的保路風潮對辛亥首義爆發的重要助力；在首義戰鬥中，黎元洪等初作壁上觀，繼而走出前台附和革命，對於震懾清廷，號召天下，起到了“四兩撥千斤”的作用，“曆史合力”論在這裏展示出雄辯的說服力。
除此之外，作者還將以往史書少有論及的人物，如曾任湖廣總督張之洞幕僚的趙鳳昌及其密友莊蘊寬等江蘇常州係人士的活動做了交代。因為這些人作為在野社會名流，原本與革命黨人、立憲派、清朝漢官等各方麵均有深度聯係，辛亥首義爆發後，與聞軍政機密，運籌帷幄，折衝樽俎，並與英、法、日、俄的駐華使團相溝通，成為南北和談及國體政體設計的幕後策劃者。趙風昌所居滬上之惜陰堂，辛亥革命爆發後成為江浙滬集團與孫中山、黃興、湖北軍政府及袁世凱、馮國璋北洋勢力，聯絡溝通的場所，趙風昌被稱為“民國產婆”、“山中宰相”，對辛亥革命的進程及民初政局具有重要影響。立憲運動是和平的改革運動，但它的發展，又與革命既相應和，又相抵牾，彼此於爭奪中有合作。
（二）長時段論。以往的史書論及辛亥革命，大多視做1911--1912年間一個短期內發生的政治事件，視野失之狹窄。近二十年來，隨著研究領域的有所拓展，其研究時段也不過十年左右時間（擴及到清末新政）。馮先生通過數十年的深入研究發現，法國年鑒學派第二代的代表學者布羅代爾提出的曆史研究“時段”理論，即區分地理時間（長時段）、社會時間（中時段）、個體時間（短時段），又將三者分別稱為“結構”（structures）、“局勢”（conjunctures）和“事件”（evenements），主張重視地理時間（“結構”）、社會時間（“局勢”）對曆史進程的深遠影響。故他在治史的過程中，尤其是著述《辛亥首義史》，大膽運用了“時段”理論。
馮先生認為，辛亥革命史研究必須超越狹隘的政治史觀，將視野投射到近代社會轉型全貌，從結構、局勢、事件的辯證關係探索這一曆史事變的生成機製。不但要細致入微地梳理事件“短時段”劇變，還須追究其背後的社會結構演化。研究辛亥首義史，要考察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漢口“開埠”以來，尤其是1889年張之洞總督兩湖、主持“湖北新政”以來二十年間的社會變動，考察其興實業、辦文教、練新軍等諸多近代化事業引起的經濟、社會及觀念形態的深刻演化；還要考察辛亥首義之後錯綜複雜的政情演繹與社會變遷，從而在既宏闊又精微的曆史視野下，辨析辛亥首義史的起承轉合。是故，該書在全麵觀照“結構”（structures）、“局勢”（conjunctures）製約“事件”（evenements）的同時，特別注意社會時間（中時段）對個體時間（短時段）的影響力，注意這種影響的複雜性。例如，張之洞主持“新政”，是社會時間（中時段）發生的大事變，張氏主觀動機當然是維護清王朝及綱常名教，然而，這些近代性事業導致的客觀後果卻出其意表之外：派遣留學生為的是培養清政府需要的新式知識分子，而湖北留學生偏偏成為革命排滿的革命黨；編練新軍為的是“執幹戈以衛社稷”，而湖北新軍恰恰成為武昌首義推翻清廷的主力。也許是有感於張之洞的種豆得瓜，孫中山1912年4月來武漢訪察時稱：“以南皮造成楚材，顛覆滿祚，可謂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該書在充分注意“中時段”的同時，還注意“長時段”地理因素對革命事變的影響，對武漢曆史變遷、地理形勝作了簡明介紹，為辛亥首義提供了富於立體感的背景。
精細的史實考證
作者盡管沉潛於形上之思，尋覓對曆史合情人理的詮釋，力求由表及裏、由此及彼，探究辛亥首義起承轉合間透現的規律、提供的經驗教訓，然決不作空泛的高頭講章，一切皆寄寓於曆史過程的敘述之中。
“曆史”略分二義：曆史實際過程，可謂之“曆史1”；對曆史過程的記述與詮釋，可謂之“曆史2”，該書當屬“曆史2”，但意在逼近“曆史1”，故以載記、考證為主務。為了強調考證曆史細節的重要性，作者在導言中甚至寫下了如下警策性的話語：“如果說，新聞攝影師的座右銘是：‘假若你拍攝得不夠真切，是因為你靠得不夠近。’那麼，曆史學者也應當這樣自勵：‘如果曆史真相還模糊不清，是因為你考證不夠翔實’。”辛亥首義雖去古未遠，然事機繁複，當事人的回憶即莫衷一是，史籍記述更多有歧義。就連辛亥首義親曆者蔡寄鷗在寫《鄂州血史》時，也有歧路亡羊之慨。這既為今天的著述增加難度，也平添了探索的樂趣。該書在把握辛亥首義的基本走勢的同時，對切關宏旨的曆史細節，於鉤沉史料間用心辨析，以求去偽存真。該書中對辛亥首義史實考訂有幾十處之多，這裏僅選幾例實證分析。
1、“第一槍”的原生態。關於辛亥武昌首義第一槍由誰打響，長期以來的流行說是：辛亥武昌首義第一槍由湖北新軍工程第八營（以下簡稱"【E／k營”）革命黨代表熊秉坤打響。此說有孫中山《建國方略》的相關論述為“權威根據”，並得到熊秉坤上世紀二十年代至六年代多篇回憶錄佐證，因而各種辛亥革命史論著均依此說。然而馮天瑜通過長期的研究，卻發現此說情形頗有可疑之處。該書遂將此事作為考據學的一個案例，采用內證與外證相結合的方法，仔細推演兩個源頭史料記載（作者稱為“兄弟證”）及熊秉坤本人前後記載的不同，進行專題考證。認為熊秉坤於辛亥首義後一年間所提供的四份材料，關於工八營發難過程的記述完全一致：金兆龍與排長扭打，程正瀛開槍擊斃陶啟勝，此即lO月10日傍晚打響的“第一槍”。與此同時，筆者親閱過現存於湖北省博物館的熊氏手書《熊秉坤傳略》，也沒有他打響“第一槍”的記述。另外，工八營發難現場見證人朱思武，於10月11日淩晨對胡石庵陳述的工八營發難經過，提到最先與清方軍官扭打並槍擊者，是金兆龍、程正瀛等，沒有提及熊秉坤，這與熊氏本人早年的文字記載完全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