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遊壽再也沒有回過李莊那片多情而憂傷的土地。
遊壽和傅斯年的這段恩怨糾葛，至今尚有若幹細節、過程不甚清晰，需要進一步考證挖掘史料。客觀地看，遊壽本人的剛烈性格，我行我素，不善於妥協和周旋，有些事情處理過於簡單莽撞，對矛盾加劇有一定關係，但是從矛盾前後發展的整體脈絡來看，主要責任顯然在於傅斯年。傅的性格暴躁，雙方確實存在性格衝突，但此事不能僅用性格衝突來作解釋。更要害的問題在於傅斯年嚴重的門派之見和專製作風。有些知識分子對外部、對上司極力爭民主、爭自由，頗有美名，但對內部、對下級卻喜歡專製、喜歡獨裁，還偏偏文過飾非，不願承認。以傅斯年來說，他在國民參政會上曾公開炮轟孔祥熙，導致孔的倒台；又曾炮轟宋子文，發表檄文《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迫使宋子文辭去行政院長職務，傅斯年被社會上公認為有膽有識的諤諤之士。但他在自己一手創建的史語所內，卻不由自主地唯我獨尊，一言九鼎，聽不得不同意見，不容許出現“諤諤之士”，連遊壽這樣一個無權無勢、隻是個性較為剛烈、力爭自己進行學術研究權利的女學者也不能寬容對待，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矛盾。這也許是中國一些知識分子的某種局限吧。隻因遊壽是本土派學者，學術研究路徑和傅不同，傅斯年便從一開始就對遊壽給予不公正待遇，無論工作安置、名次排列，都暴露出了他的私心與陋習。博學多才的遊壽進所工作四個年頭，直到被停職，始終隻是一個圖書管理員的名分，後來傅斯年雖說有鬆綁的表示，但為時已晚，冷遇和歧視早就傷透了遊壽的心。更不可理喻的是，遊壽的論文審讀通過在先，且已編在所裏學術刊物《六同別錄》付印，而傅將遊停職一事在後，但傅斯年卻心胸狹窄，執拗地下令將遊之論文從印畢的刊物中撕去，連印有遊壽文章標題和署名的封麵也全部銷毀，重新設計、排版、印刷，務必斬草除根，不留絲毫痕跡。這種做法有悖知識分子的道德良心，和傅斯年這樣的大學者身份極不相稱。傅斯年對不受監督的政治權力有相當警惕，為此大聲呼籲民主自由，但他對自己擁有的那一份權力卻失去警覺，說一不二，不容異見，對無權無勢的弱者遊壽施以無情打擊，非得將其清除出門，不留一點餘地。這種權勢者的嘴臉，人們在政治舞台上見得很多，在文化教育領域也時有所聞，可惜傅斯年也沒能跳出權力擁有者的某種特定悲劇。
傅斯年雖然給遊壽造成一定的傷害，但實事求是說，並沒有影響遊壽的未來發展。傅斯年和遊壽之間的恩怨是非，說到底還是屬於知識分子之間的個人矛盾和爭執範疇，不可能借助於某一政黨或其他政治組織的威權力量與名義去迫害對方。當時的體製下，傅斯年想做與能做的僅僅是讓遊壽離開史語所，他既沒有任何權力對史語所之外的文化學術機構發號施令，也沒有必要和可能繼續鉗製遊壽的個人發展。脫離史語所這方是非之地與尷尬處境後，遊壽獲得的是廣闊的自由空間。“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遊壽的恩師胡小石在南京有相當深厚的人脈關係，，她於是通過胡小石進入南京中央圖書館任金石部主任，負責整理接收漢奸機構保存的圖書金石拓片和日軍劫掠的文物，因此有機會接觸到大量珍貴的金石拓片及圖書文物。這一常人難得的機會成就了她在金石考證學問上的拓展和提升，順利完成了《金文武功文獻考證》、《論漢碑》等論文。1947年，遊壽轉入中央大學中文係擔任副教授。之後，中國社會經曆了巨大的動蕩和變革。1949年傅斯年帶領史語所跟隨國民黨政權去了台灣，就任台灣大學校長，1950年12月20日因受刺激突發腦溢血去世。
1949年後，遊壽先在南京大學任教，1951年調入山東會計專科學校，不久又去山東師範學院。1957年她和丈夫一起主動響應黨的號召，來到遙遠的黑龍江省，任教於哈爾濱師範學院中文係，後轉曆史係。多年來，她閉口不提有關史語所的任何話題，以致同事們都不知道她在李莊的那段生涯。“是金子總要發光”，任教之餘，她在田野考古中著重研究黑龍江這片黑土地曆史上的鮮卑族文化，1963年發表了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論著《拓跋魏文化史稿》。1980年，已近耄耋之年的她係統梳理曆代文獻典籍，提出鮮卑族發源地在大興安嶺的論斷。當地青年考古學者在她的指導下，終於發現了一千五百多年前魏太平真君拓跋燾親自派使者到其祖先所居的“石室”撰刻的“祝文”。她和其他學者通過對“祝文”的破譯，揭開了鮮卑族起源的秘密，成為史學界的一件大事。值得一提的還有，遊壽的書法藝術越到老年越為精湛，形成其獨特風格，終於成為我國清末以來碑學書派中第三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