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奪知識青年：
國民黨搶不過共產黨
1930年代以前，中國知識分子人數稀少，清末以來發展起來的地方師範大大拓展了中小知識分子總量，為中共獲得迅猛發展所必需的人才庫打下基礎。國民黨推廣地方師範教育政策，客觀上也為中共培養了大量中小知識分子，成為中共基層骨幹的輸血管。這批小知識分子成為中共政權的基層細胞。
延安一代中還有一小批留學生。主要為留蘇、留日學生，留歐、留美者甚少。因此，延安思想界的知識分子構成十分單一。一位學生地下黨員承認：當時沒有看過也不想看羅素和杜威的東西，一上來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抨擊其他流派。直到1970年代才比較各家學說，深化了認識。
從全國名校學生奔赴延安的情況看，以北大、清華、燕京、南開等北方大學的學生居多，南方的金陵大學、中山大學、複旦大學、武漢大學等則相對較少。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因為“一二·九”運動爆發於平津地區，中共地下黨十分方便吸收平津名校的激進學生；二為地域阻隔，南方諸校學生因路途遙遠，赴延安相對不易；三是中央大學等南方名校，國民黨“政治思想工作”相對較強，紅色思潮受到阻擋。
大批知識青年的加盟，迅速扭轉了以往隻能從工農中提拔基層幹部的局限，基層細胞的知識化程度迅速提升，隊伍質量得到優化。
1935年華北事變後，抗戰迫近，大批知識青年投身軍政，國共兩黨都認識到“誰搶到了知識分子，誰就搶到了天下”，“誰得到青年的擁護，那就是誰獲得了勝利”。中共迅速在政治路線與組織路線上作出調整，改變1928年六大以來對知識分子的政策，高擎抗日、民主兩麵大旗，以孫中山“總理遺囑”相號召——外爭獨立、內求民主，改共青團為“民先”（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強調抗日。中組部部長陳雲再三強調：“現在各方麵都在搶知識分子，國民黨在搶，我們也要搶，搶得慢就沒有了。日本帝國主義也在收買中國的知識分子為它服務。如果把廣大知識分子都爭取到我們這裏來，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那麼，我們雖不能說天下完全是我們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們的了。”
在這場搶奪知識青年的政治戰役中，國民黨明顯敗下陣來。截至1943年，國民黨100多萬黨員，學生黨員僅約3萬（主要是1940年以後發展的），顯然未能搶過共產黨。
曆史價值
1949年以前，延安一代助推中共建政，1950—1970年代擁立紅色意識形態，80年代和90年代推啟改革開放，少數佼佼者艱難反思。
從中共黨內代際序列上看，大革命一代、紅軍一代為舉旗打江山的第一代，延安一代為接班人的第二代。抗戰時期，中共文武首腦絕大多數為大革命一代與紅軍一代，此時的延安一代尚年輕，屬於“行動的一代”，處於黨內中下層，起著執行與貫徹的作用，還未上升到參與決策的領導層。大革命一代的領導者均為來自江西蘇區與留蘇的中青年知識分子，這一政治格局一直延續到“文革”後。
從參與革命的時間和支付的成本上看，較之大革命一代與紅軍一代，延安一代奮鬥時間較短、支付成本較小。當然，延安一代也經曆了“革命淬火”，經曆了從“反右”到“文革”的“共和國陣痛”。延安一代當然也犯有某些“紅色錯誤”，留下許多需要反思的東西，因此才有反思者的“曆史呼喚”。1980年代後，隨著改革開放與思想解放運動，延安一代從思想上出現分化。進入1990年代，這種情形更趨明顯。雖說黃昏夕陽，延安一代的“餘熱”仍是中國寶貴的人文養料。○
（本刊編輯部摘自《讀報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