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史航談日本文學
人文
作者：唐小薇
在物質與精神相對匱乏的年代，止庵早期的閱讀帶有自發性也夾雜著盲目性，在他通往日本文學的閱讀路徑中，經由了由次到好的過程。甚至他至今想來，早年的閱讀中95%以上的書是不用讀的。對日本文學的認識同樣循了這樣的路徑，但以細節見長的日本文學給予了其養分，比如日本人對人生的把握跟西方人和中國人都不一樣，日本人對人生的把握是一種況味，因為人生有一種味道，甚至沒法言說。
本期《環球企業家》雜誌讀書欄目邀請知名學者、散文家止庵與著名編劇史航一起對談早期閱讀之日本文學。
細節見長的日本文學
史航：你什麼時候開始讀的日本文學？我現在被你帶著我也重新看好多日本文學。以前我隻關心過井上靖，三島由紀夫，還有那些寫推理小說的，東野圭吾，島田莊司，更早的西村京太郎什麼的。
止庵：日本文學太複雜了，我最初接觸日本文學跟接觸蘇聯文學是一模一樣的，先拿到的都不是最好的。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為黨工作的人》，德永直的《靜靜的群山》，就是這些日本無產階級文學。這些作品當然在揭示現實上有意義，但文學水準不能算是很高。日本的古典文學，雖然在文革前介紹了一些，譬如周作人翻譯的《古事記》、《浮世澡堂》早都出版過，但我們讀書，特別是翻譯過來的外國作品，總是循著先今後古的路子，先讀古的，不能懂得，也接受不了，所以日本的古典文學，特別是《源氏物語》和《枕草子》，我都是很晚才看 的。
史航：人民文學出那一套，我最高興看到的是《石川啄木詩歌集》，周作人翻譯的，但是他可能帶著左翼色彩才被引入。
止庵：文革中內部發行外國文學，其中就有三島由紀夫的《憂國》。我看過，但是當時並不懂得這個寫得好，據說還出過《豐饒之海》中的一兩部，但我當時沒讀到。文革後，我看過西村京太郎的《敦厚的詐騙犯》，鬆本清張的《點與線》，還有那部家喻戶曉的電影《追捕》的原著—西村壽行的《你涉過憤怒的河》，這些都是通俗文學，日本文學最具特色當然不是這些了。我明白日本文學的好是比較晚的，直到文革以後，都是80年代了，川端康成的《雪國》，應該是最早我覺得寫得特別好的。後來又看到他的《古都》、《千隻鶴》，穀崎潤一郎和三島由紀夫的不少作品。這之前我都不怎麼買日本文學的書。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太宰治等都是80年代以後才知道的。
有一次《世界文學》開會，讓我發言，我說我有本《法國現代文學史》，專辟一章叫“外國作品的翻譯”，其實我們的當代文學史也應該有這麼一章，而且篇幅要更大些，因為如果沒有川端康成，沒有加西亞·馬爾克斯，沒有福克納，其實就沒有像樣的中國當代文學。我們好多作家都受川端康成的影響，學著寫那種一瞬間的很細膩的感覺。
日本小說有個讀法的問題，第一，西方小說是在情節層麵上展開，日本小說則是在細節層麵展開，粗讀讀情節，細讀讀細節，假如光想看“出了什麼事兒”，那麼對日本文學恐怕就沒有什麼興趣。第二，日本人對人生的把握，與西方人和中國人都不一樣，日本人所把握的是人生的況味，那麼一種深厚的，細微的，難以察覺，但是忽略了它也就忽略人生的主要內容的味道。
舉個例子，夏目漱石的《玻璃門內》，雖然是隨筆，但是日本的小說與隨筆並無根本區別，所以也可以用得上。有個女子向作者講述自己的痛苦經曆，然後問他如果寫成小說，會設計她死呢，還是讓她繼續活下去。這問題他難以回答，直到把她送出家門：“當走到下一個拐角處時，她又說道：‘承先生相送，我感到不勝榮幸。’我很認真地問她：‘你真的感到不勝榮幸嗎？’她簡短清晰地答道：‘是的。’我便說：‘那你別去死，請活下去吧。’不過，我並不知道她是怎麼理解我這句話的。”有一個小牽掛，對整個人世就都有了牽掛。這種體會是日本人跟其他所有民族都不太一樣的。
降旗康男導演、高倉健主演的電影《兆治的酒館》，也可以作為一個例子。主人公英治與專務董事長有矛盾，就被任命為負責開除工人的總務科長，英治不願害人，辭職回家，在工廠前開了家名為“兆治”的酒館，來的都是工廠的人，但英治隱忍著從來不提往事。後來專務董事長得了癌症，他去看望，買了一束花。回來後他突然說了一句話，人都不應該得癌，如果非要有人得的話，那麼應該是他。這個細節在電影裏當然不是很要緊的，但正體現了我說的日本人對於人生況味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