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史航談日本文學
人文
作者:唐小薇
在物質與精神相對匱乏的年代,止庵早期的閱讀帶有自發性也夾雜著盲目性,在他通往日本文學的閱讀路徑中,經由了由次到好的過程。甚至他至今想來,早年的閱讀中95%以上的書是不用讀的。對日本文學的認識同樣循了這樣的路徑,但以細節見長的日本文學給予了其養分,比如日本人對人生的把握跟西方人和中國人都不一樣,日本人對人生的把握是一種況味,因為人生有一種味道,甚至沒法言說。
本期《環球企業家》雜誌讀書欄目邀請知名學者、散文家止庵與著名編劇史航一起對談早期閱讀之日本文學。
細節見長的日本文學
史航:你什麼時候開始讀的日本文學?我現在被你帶著我也重新看好多日本文學。以前我隻關心過井上靖,三島由紀夫,還有那些寫推理小說的,東野圭吾,島田莊司,更早的西村京太郎什麼的。
止庵:日本文學太複雜了,我最初接觸日本文學跟接觸蘇聯文學是一模一樣的,先拿到的都不是最好的。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為黨工作的人》,德永直的《靜靜的群山》,就是這些日本無產階級文學。這些作品當然在揭示現實上有意義,但文學水準不能算是很高。日本的古典文學,雖然在文革前介紹了一些,譬如周作人翻譯的《古事記》、《浮世澡堂》早都出版過,但我們讀書,特別是翻譯過來的外國作品,總是循著先今後古的路子,先讀古的,不能懂得,也接受不了,所以日本的古典文學,特別是《源氏物語》和《枕草子》,我都是很晚才看 的。
史航:人民文學出那一套,我最高興看到的是《石川啄木詩歌集》,周作人翻譯的,但是他可能帶著左翼色彩才被引入。
止庵:文革中內部發行外國文學,其中就有三島由紀夫的《憂國》。我看過,但是當時並不懂得這個寫得好,據說還出過《豐饒之海》中的一兩部,但我當時沒讀到。文革後,我看過西村京太郎的《敦厚的詐騙犯》,鬆本清張的《點與線》,還有那部家喻戶曉的電影《追捕》的原著—西村壽行的《你涉過憤怒的河》,這些都是通俗文學,日本文學最具特色當然不是這些了。我明白日本文學的好是比較晚的,直到文革以後,都是80年代了,川端康成的《雪國》,應該是最早我覺得寫得特別好的。後來又看到他的《古都》、《千隻鶴》,穀崎潤一郎和三島由紀夫的不少作品。這之前我都不怎麼買日本文學的書。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太宰治等都是80年代以後才知道的。
有一次《世界文學》開會,讓我發言,我說我有本《法國現代文學史》,專辟一章叫“外國作品的翻譯”,其實我們的當代文學史也應該有這麼一章,而且篇幅要更大些,因為如果沒有川端康成,沒有加西亞·馬爾克斯,沒有福克納,其實就沒有像樣的中國當代文學。我們好多作家都受川端康成的影響,學著寫那種一瞬間的很細膩的感覺。
日本小說有個讀法的問題,第一,西方小說是在情節層麵上展開,日本小說則是在細節層麵展開,粗讀讀情節,細讀讀細節,假如光想看“出了什麼事兒”,那麼對日本文學恐怕就沒有什麼興趣。第二,日本人對人生的把握,與西方人和中國人都不一樣,日本人所把握的是人生的況味,那麼一種深厚的,細微的,難以察覺,但是忽略了它也就忽略人生的主要內容的味道。
舉個例子,夏目漱石的《玻璃門內》,雖然是隨筆,但是日本的小說與隨筆並無根本區別,所以也可以用得上。有個女子向作者講述自己的痛苦經曆,然後問他如果寫成小說,會設計她死呢,還是讓她繼續活下去。這問題他難以回答,直到把她送出家門:“當走到下一個拐角處時,她又說道:‘承先生相送,我感到不勝榮幸。’我很認真地問她:‘你真的感到不勝榮幸嗎?’她簡短清晰地答道:‘是的。’我便說:‘那你別去死,請活下去吧。’不過,我並不知道她是怎麼理解我這句話的。”有一個小牽掛,對整個人世就都有了牽掛。這種體會是日本人跟其他所有民族都不太一樣的。
降旗康男導演、高倉健主演的電影《兆治的酒館》,也可以作為一個例子。主人公英治與專務董事長有矛盾,就被任命為負責開除工人的總務科長,英治不願害人,辭職回家,在工廠前開了家名為“兆治”的酒館,來的都是工廠的人,但英治隱忍著從來不提往事。後來專務董事長得了癌症,他去看望,買了一束花。回來後他突然說了一句話,人都不應該得癌,如果非要有人得的話,那麼應該是他。這個細節在電影裏當然不是很要緊的,但正體現了我說的日本人對於人生況味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