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想拍法律戲”，徐昂不希望拍這部片子被誤認為成是“比較中西法律體係”或是“對中國現有司法製度的調侃”，他真正關心的是12個中國人湊在一張桌子上的表現。而如何把這12個人的生活“搬到桌子邊上來”，如何在一個沒有陪審團製度的國家上演《十二怒漢》，是他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有中國特色的“陪審團”
“有些民族更善於好好談，有些民族更容易一說就急起來。”徐昂說。
拍攝《十二公民》，徐昂就是想要展現當下中國“一說就急”的這樣一種狀態。徐昂說，他的本意並非是要批判，而是希望人們都能通過此片看到自身那些無法克服、甚至無法意識到的先入之見。“從保衛成見到擁抱理性，最終達成共識”，是這麼一個過程。
可他發現，在中國，找不到一種規則和秩序可以讓大家坐在一起好好談。
“笑臉是一種促成坐下來談的辦法，但是得有一方先閉嘴。父子之間、君臣之間、夫妻之間，舉案齊眉太難，大部分是一方發言，另一方因為某種枷鎖才閉起嘴來。”而此時編劇李玉嬌的一個關於檢察官故事的電視劇劇本給了徐昂很好的啟發，他的團隊開始考慮將這個檢察官故事與《十二怒漢》結合起來。
經過幾番修改，於是就有了《十二公民》的劇本：一樁滿帶爭議與疑問的“富二代”弑父案，移交到一名叫陸剛的檢察官手裏，因為案件疑點頗多，檢察院作出了“存疑不起訴”的決定，引起社會關注，還引發各大媒體和法學界的熱烈討論。
此時陸剛兒子所在的政法大學裏，未通過英美法課程期末考試的學生迎來了補考。按照學校規定，作為補考生家長之一，陸剛需要協助兒子完成補考題目，而孩子的補考內容，恰好就是以模擬西方法庭的方式“審理”當下社會飽受爭議的“富二代”弑父案。10個學生家長，外加一名學校保安和一位小賣店老板，組成陪審團，他們的任務是要在聽取學生模擬法庭審理後，對案件作出最終一致的“判決”。作為一名公訴人，陸剛不但需要在虛擬法庭中隱瞞自己身份，還要在同其他人緊張激烈的辯論中堅持客觀公正。
徐昂等人的改編既保留了原著“疑罪從無”的精神內核，又舉重若輕地突破了司法程序上的束縛，解決了東西方文化和價值觀方麵的差異。此外，因為是將一名檢察官與十一個毫無聯係、代表著社會各階層的普通人聯係在了一起，使得影片也多了一層“普法”的含義。
徐昂有意將涉嫌殺人的孩子設置為一個“富二代”，他認為這個元素的插入可以更好地影響和展現一個人所要做出的判斷。他覺得中國現階段最需要討論的就是貧富分化問題，這也是不同人群之間形成偏見的重要原因。而那12位“陪審團成員”，則分別代表一部分人群的生存狀態，他們有出租車司機、冷傲的房地產商、追求上進的河南小保安、急診科醫生、北京土著居民、保險推銷員、沉默孤單的老人等。因為角色的關係，討論過程中也就自然引入了“北京人與外地人”、“房地產商與女大學生”、“空巢老人”等熱點話題。
12副不同的麵孔
《十二公民》影片的脈絡和《十二怒漢》有相似之處，聽完學生的庭審後，陪審團中除了何冰扮演的8號陪審員陸剛以外，其他人都傾向於認為被告人有罪。陸剛不想用幾分鍾的時間就草草決定嫌疑人的“生死”，希望大家能夠坐下來探尋事件的究竟，可是其他11人都明確表示了不耐煩，每個人都忙著嚷嚷自己的事情，沒有誰願意談論問題本身。
韓童生扮演的3號陪審員是一名北京出租車司機，他著急回去拉活兒，就張羅著大家趕緊投票走人，並說：“學校太不是東西了。你說多好的孩子，被這麼變著法地折磨。你說這學西法不是有病嗎，西法西法，能往咱東方人身上用嗎？學了半天到最後不及格，還影響將來咱們孩子在中國工作，這有邏輯嗎？”劉輝飾演的12號陪審員作為保險推銷員，則忙著從一小撮人裏轉到另一小撮人裏宣傳業務，不停給別人遞名片；頭抹發蠟的地產老板不滿意地拍著桌子嫌人“仇富”；“天生”就否定一切“富二代”的煩躁小賣部店主更是一邊遞著煙一邊表示“殺人就要償命”。
這個勉強拚湊的中國式“陪審團”在討論起來的時候混亂又無序，你說東時他說西，誰也不聽誰的話，有時舉手投個票，僅僅是代表個人抒發不滿的情緒，而非討論的內容——這顯然違背了陪審團製度的常理。可這正是徐昂想要展現的“中國特色”，在中國，真正懂法的隻是少數人，很多人都缺失法律的精神。
在一輪又一輪激烈的辯論和討伐中，當下人們浮躁且暴烈的脾性畢現。就像人們平日目睹的網絡上對熱點事件的“口水戰”，人們在表達自己觀點的時候，每個人都認為自己至少是部分地掌握著真理，這使得私念和偏見在言語交鋒時不斷湧現，身份歧視、地域歧視、仇富等問題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