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公安偵查階段就提前介入了。”王盛說，“由於整個詐騙窩點設在東南亞國家，在沒有通過國際協助把詐騙集團全部端掉之前，國內的取證非常困難，案子因此也補充偵查了兩次”。
整個電信詐騙人員結構十分複雜，打電話、取款、彙款，每個環節都有人負責。打電話的集團基地設在國外，被抓捕的犯罪嫌疑人主要是負責取錢的人。如何把整個案件的案情串聯起來成了大問題。這對王盛來說是一個大挑戰，閱卷、對賬工作量都非常大，同一筆錢從一個賬戶出來，到另外一個賬戶，每一筆資金都要一一對應。
台州市院成立了辦案組，王盛擔任辦案組組長。由於是個全國性大要案，全國各地的公安機關進行的初查，各地的辦案風格不一樣，證據間的差異也比較大。王盛一方麵要把專案組組員反饋的證據漏洞彙總起來，分析問題所在，另一方麵，他又要把這些證據漏洞和解決方法列成詳細的提綱同公安機關進行溝通。“提綱上要列出需要補證的證據，包括偵查方向。”王盛說。這係列案件中有一個案件開了一個星期左右，一百多頁起訴書讀了一個上午，“前中期起訴的案件共有10多件，人員多達30人以上”。
2013年，王盛主辦了溫嶺殺醫案。當時，犯罪嫌疑人連恩青情緒特別激動，不停地主張自己是醫療事故的受害者，自認為是英雄，揭開了醫療黑幕。他多次提出醫院忽悠他，比如專家用壓舌板撥他的鼻子，而且CT片上每張的數據不一樣，是拿別人的片子來冒充他的片子。還有CT片上的名字有三個，一個是“lian en qing”、一個是連恩青（真名）、一個是連恩清，“他認為你連我的名字都打錯，那片子肯定就是錯的”。
“提審時，他就拿了個筆套塞在鼻子裏，以此證明自己病的很嚴重，還認為是我們阻撓了媒體，才沒有報道他的‘壯舉’。”王盛也感受到了來自輿情的壓力，部分人認為是醫院醫療行為存在不當，導致連恩青的病情加重，把這種行為看成是患者的維權。
為了直觀感受當時的案情，王盛接手案件後到溫嶺醫院當地來回勘探了好幾回。“公安移送過來的案卷材料，包括他的供述、目擊證人的證人證言、案發現場監控錄像等。作案過程的監控錄像有，但是，他從醫生辦公室追出來，追到另外一個輸液室，醫生辦公室距離輸液室有多遠，再如，連恩青從樓梯走下來，這個樓梯在什麼位置，他怎樣跑到另外的影像室，現場距離是多少，犯罪嫌疑人走的路線是怎樣的，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從口供、證人證言裏，沒有直觀的感受。”
“王盛不僅去了溫嶺的當地醫院好幾趟，還谘詢了精神病鑒定專家和醫學專家。”在同事陳真眼裏，王盛從不放過任何一個辦案細節。
一樁刑事案件，王盛把和案件相關的醫學知識都梳理了一遍，每個可能被辯方律師提出的問題都準備了預案。“開完庭，旁聽的外地律師也評價這個案件滴水不漏。”陳真說道。
既然發生了，就作為人生的一部分來接納
“其實王盛的家庭壓力並不小，做出這些成績非常不容易。”同事陳真說。
2005年，王盛的母親出了車禍。肇事的車輛為了避讓另一輛車將王盛的母親撞倒了。“當時連哪個醫院都不知道，我打車到了現場，周圍的人告訴了我，我才找到。”王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