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W醫院的耍賴與靳魏坤的絕不退讓，注定了這場談判的失敗。醫院最後沒有給出任何的修複方案，隻願意進行經濟賠償，但對於靳魏坤提出35.7萬人民幣的賠償數額表示不能接受，並且拒絕再與她見麵。
不僅如此，JW院方還通過國內網站發布了一篇公開聲明，表示靳魏坤的手術很成功，不存在問題，沒有進行修複的必要性。因此醫院無法接受靳魏坤單方麵要求的賠償。此外，對靳魏坤在網站發的虛假事實惡性帖，該醫院向中國法律事務所進行了法律谘詢，並告知其如果繼續發扭曲事實的帖子，將負法律責任。
沒有結果的談判讓雙方的矛盾進一步升級，奶奶情緒激動不已，JW醫院就以靳魏坤向醫院詐騙為由報警，警方接警後將她們帶回警局接受調查。了解事情過程的警方對於靳魏坤祖孫的處境也是無能為力，在將兩人送離警局時，一位警察建議靳魏坤去醫院門口示威，這樣或許能有所幫助。
於是，靳魏坤將自己術前和術後的照片製作成看板，將自己的訴求製作成橫幅，在JW醫院門口請求路人評判究竟手術是否成功。但醫院反倒自己做了幾個展板，告訴前來圍觀的路人這個女孩是詐騙犯，是“遊鶯”，曾經以這種方式在其他醫院得到過索賠，為了接客才如此作為，甚至還在網站上雇水軍發帖辱罵。
“在首爾的那段時間，我們根本沒有大聲說話的權利，還隨時麵臨著威脅、侮辱甚至黑社會騷擾。”在靳魏坤的記憶裏，她和奶奶因為身上錢不夠，隻能流落街頭好幾天，吃最便宜的泡麵，在路人或可憐或看熱鬧的目光中忍耐著。
說出來是我們的責任
靳魏坤也曾想通過訴訟的方式來解決問題。“我們去找過韓國律師，大部分律師都不願意接我們的案子，有的人願意接，但前提是高昂的律師費。”靳魏坤說。
靳魏坤算了一筆賬，請律師一審的1200萬韓元相當於6.8萬元人民幣，三審打下來的費用基本和修複的費用相差無幾，而且最後還不能保證勝訴。因為包括病例、手術視頻等證據都在醫院裏，如果通過司法途徑索要這些證據，醫院完全有充足的時間修改病例、修改視頻。“另外，手術是否失敗需要經過專業的鑒定，而整形這方麵的鑒定，大多數都是同行鑒定同行，同行之間沒有必要為了一個外國人的小案子得罪對方，所以就算我鐵了心去鑒定，也未必能拿到公正的結果。”靳魏坤說。
除了金錢的成本，更讓靳魏坤對訴訟感到頹然的是時間的成本，有律師告訴她，這種案子在韓國一般一審就要一兩年，如果打完三審，時間可能長達六年。在這期間，靳魏坤需要經常來韓國，甚至長期居住在韓國。這種時間成本對於一個當時已經27歲的女演員而言，代價是無法承受的。
尋求律師無果之下，靳魏坤先後找到了韓國當地的福祉部、消費者保護協會、調解委員會等救濟機構。“我在韓國一個多月，去福祉部留了資料，但沒有消息；去消費者保護協會留了資料，也沒有下文；去調解委員會，調解委員會表示他們沒有強製執行力，隻能試著跟醫院調解，如果醫院不願意那也沒有辦法。”
維權陷入絕境，靳魏坤不得不選擇回來。回國後，靳魏坤給這些在韓國整容失敗的姑娘們建了微信群，結果每天都有人往裏加，現在已有200多人。群裏並不冷清，這些姑娘常常在這裏吐露自己的心聲，說說自己的近況。“今天吃了抗抑鬱藥好了些，總算能睡著幾個小時”、“有個姑娘想去韓國醫院整容，咱們得想想辦法勸住她”。
這裏麵的多數人仍然習慣躲在虛擬的網絡裏說話，隻有少數人願意站出來，但帽子、口罩和墨鏡仍然是出門見人的必備品。或許隻有在傾訴自己故事流淚時，她們才願意摘下口罩，用紙巾擦拭臉龐。正如靳魏坤所說，現在國內對整容仍有偏見。但她已經下了決定，要親自站出來，“我的臉已經這樣了，必須讓醫院給我一個交代，不能讓更多的人重複走我的路。”
2015年3月初，靳魏坤和有同樣遭遇的姑娘們開始奔赴廣州、山西、北京等地，以親身經曆警醒人們，同時也尋求國內醫院的幫助和修複。3月18日，中國整容協會在北京召開發布會的前一天，《方圓》記者再次見到了靳魏坤和其他十幾名參加發布會的姑娘。靳魏坤很忙碌，手機一直響個不停，直到接了個電話才愣了愣神，“是香港TVB要采訪我們，這是我以前夢想的地方啊。”
第二天，靳魏坤和這些姑娘統一身穿粉紅色T恤，上麵用黑色字體寫著自己在韓國整形醫院的名稱和造成的後果，站在了發布會現場。“我們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韓國整容的實際情況，真相是大家都有權利知道的。同樣，我們遭受了怎樣的對待必須說出來，這是我們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