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寓言故事，提醒我們在問津友誼時，思想絕不能麻痹，要知道，以怨報德、過河拆橋的事在生活中屢見不鮮。所以莎士比亞說：“我痛恨人們的忘恩，比之痛恨說謊、虛榮、饒舌、酗酒或是其他存在於脆弱的人心中的惡德還要厲害。”
當然，人人憎惡那種忘恩負義的人。因此，我們自己首先不要做對不住朋友的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人生活在社會中，任何活動都是社會的活動，友人之間同做一件事是很普遍的，這就很自然地產生出對別人貢獻的態度問題。有些人往往不能正確對待榮譽和功勞，朋友之間常常在這個問題上發生分裂。讓我們看看達爾文和歐陽修是怎樣對待榮譽和功勞的。
“案 例”
（一）達爾文與華萊士
達爾文花了近20年的心血寫成了枟物種起源枠一書交付印刷出版，此時卻收到了遠在馬來西亞的朋友華萊士的一封信和一份有關生物進化論問題的手稿，請示達爾文批閱並給予指正。達爾文閱稿後非常高興，發現華萊士在生物進化論上的觀點和自己的非常相近，決定首先發表華萊士的文稿，並把發現生物進化的榮譽全部歸於華萊士名下。華萊士得知這一消息後，深為達爾文的無私精神所感動，可無論如何不同意達爾文的決定，經過了反複爭讓後，最後隻得把這作為他們二人共同的研究成果公之於世。達爾文與華萊士互讓榮譽的事跡，在科學界一直傳為佳話。
（二）歐陽修與宋祁
我國宋朝的大文豪歐陽修撰修了枟新唐書枠的“紀”和“誌”部分；宋祁撰修枟新唐書枠一百五十卷列傳部分。
枟新唐書枠的全部稿子出來後，宋仁宗下了詔書，命令歐陽修對全書進行加工潤色，使之文體一致起來。歐陽修接旨後，十分犯難。一是宋祁是自己的朋友，也是長輩，自己對他一向十分尊敬；二是宋祁素有真知灼見，造詣頗深；三是各人的想法畢竟不同，自己怎麼好貿然去修改別人的文稿呢？他思考再三，感到皇帝的旨意的確難於從命，於是連夜上奏皇上，收回詔書。宋仁宗看了歐陽修的奏文，感到言之有理，也就不再提這件事了。
緊接著又出現了在書上署名的問題。按照舊例，一本書由幾個人合撰，隻署其中職位較高者的名。當時歐陽修的職務高於宋祁，當然應該署歐陽修的名。但是，歐陽修不願這樣做。原因是除了倆人的友誼外，宋祁在修枟新唐書枠的過程中所花的心血也比自己多，自己怎麼能憑借高位，奪他人之功，掩蓋宋祁的貢獻呢？他又向皇上奏明，同署倆人之名。宋仁宗批準了歐陽修的奏文，枟新唐書枠破天荒地署上了兩個人的名。
從此，歐陽修和宋祁更加互尊互敬，友誼更加深厚。
不貪天下之功為己有，承認自己的成就中也有別人的一份心血，人們就會敬仰你、尊重你，而你所得的就是雙份的成果。如果你把別人的勞動埋沒了，獨獨把自己的名字寫在榮譽的旗幟上，其結果可能是你的名字連同你的功勞一起被毀掉了。朋友之間是誌同道合的結合。過失主動承擔，功勞不據為己有，有難同當有福同享，人家就會把你看成是坦蕩無私的人，願意同你交往，付以重托而不必擔心。如果你是忘恩負義、過河拆橋之輩，隻能與人共患難，不能與人同歡樂，那就等於在自己的良心上抹了灰，雖有一時之得，但生活在別人鄙視、唾棄的氛圍中，也不會覺得太快樂。
品德高尚的人，是從來不屑於在榮譽上貼上自己的標簽的，真正的友誼是給予而不是索取。
“案 例”
千古一朋
晉代有個叫朱暉的人，他和陳揖是好朋友，常常在一起討論、研究學問。
後來陳揖死了，他的夫人生下兒子陳友，朱暉有感於好友的情誼而代他撫養、教育孩子。朱暉有個朋友當了南陽太守，想請朱暉的兒子去做官。朱暉想到亡友陳揖，就讓陳的兒子陳友代替自己的兒子去做官。
朱暉這種以友誼為重，不忘舊情，不計私利的行為受到後人的讚揚，被稱為“千古一朋”。
朱暉的可貴之處在於為朋友做了好事，而不希望從朋友那裏取得任何報答。那些幫了人家又期待人家報償的人，在關鍵時刻，或是需要自己作出更大犧牲的時候，是不能為朋友挺身而出的。所以高爾基說：“你要記得，永遠要愉快地多給別人，少從別人那裏拿取”。生活是有情的，那些給人留下好處的人，會名傳千古，流芳百世的，人們會永遠把他銘記在心中。
2暢 交友要做到“言必信，行必果”
“言必信”是指在人與人的交往中，說真話而不說假話。“行必果”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相信某個人，說某個人靠得住，講信用，遵守諾言，實踐諾言。“言必信，行必果”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中華民族自古以來都是強調講信用的，在人與人的交往中，從古到今都把信用看得非常重要。枟論語·學而枠篇說的“與朋友交而不信乎？”、“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都講的是一個“信”字。
“案 例”
（一）範式“一諾千金”
這是友誼史上千古傳頌的佳話。
東漢張勳和範式是京城洛陽太學的同學，兩人結下了莫逆之交。後來他們要分手了，張勳戀戀不舍，淚如泉湧。範式說：“兄弟不要悲傷，兩年後的秋天，我一定去拜望你家老人，同你聚會”。
他們兩家相距一千多裏，這一願望能實現嗎？兩年以後，當長空雁叫的時候，範式風塵仆仆來到張勳家裏。
（二）蘇曼殊為趙伯先擱筆
這是一段近代文學史上的事。
蘇曼殊繪畫造詣很深，享譽中外。一天，他的好朋友趙伯先求畫。蘇曼殊是不肯輕易給人作畫的，但對趙伯先的要求卻一口答應了。
當時蘇曼殊正忙著收拾行裝準備去日本，還沒來得及畫。但分別後不久黃花崗之役爆發了。趙伯先是革命黨人，他為黃花崗起義的失敗而無比悲憤，嘔血而死。蘇曼殊得知這一消息，異常哀痛，立即畫了一幅枟荒城飲馬圖枠托人帶回國內，焚化在趙伯先墓前，以示哀悼。
即使這樣，蘇曼殊還覺得愧對朋友，從那以後，他就不再作畫了，以示心中的歉疚之情。
既承諾，必實踐，這就是古人提倡的作風，古人對朋友的態度。朋友在，實踐諾言，朋友不在，也要實踐諾言。這種傳統的風範，我們應好好繼承。
實踐諾言，言行一致是做人的基本原則，也是衡量一個人心理成熟的標尺。朋友間需要信任，那些許人一諾，言出行隨，不輕易食言的人，一般氣度大，辦事牢，可以信賴，同其交流思想而無後顧之憂。但是也有一些人，善於用甜言蜜語取悅於人，也會拿豪言壯語發誓表態，卻很少把自己的話付諸實施，所以，不守諾言的人，往往氣量小，朝三暮四，不負責任，不宜交為朋友。自古以來，講信用的人受到人們的歡迎和稱頌，不講信用的人受到人們的斥責和痛罵。李白曾在他的枟長幹行枠中寫道“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台”。所謂“抱柱信”是說一個叫尾生的男子和一個女子在橋下約會，女子還沒有來，河裏就漲水了，尾生為了不失信用，還是不走，寧可抱住橋柱被水淹死。所謂“望夫台”，是說丈夫在外，約定某年某月歸來，但是沒有實踐諾言，妻子總是站在台上望夫歸來。這些典故都是倡導人們講信用的。在當今社會裏，講信用的人仍然是會受到人們的稱讚和信任，不講信用的人則同樣是會受到人們的斥責的。
“案 例”
取利失信惹官司
前不久，京城一名歌曲作者專門為四川某女歌手創作了一首歌曲，對方以70 000元的價格將歌曲買斷，雙方簽訂合約，歌曲作者不得再將歌曲轉賣給他人。
正當這位四川女歌手潛心演練這首歌曲時，突然看到她花重金買下的這首歌已由某很有名氣的女歌手演唱，並在電視上向全國觀眾播放。這位四川女歌手及家人十分憤怒，一紙訴狀將那個歌曲作者告上法庭。歌曲作者自知理虧，要求私了，被四川女歌手及家人拒絕。
那位被騙的四川女歌手隻說了一句話：我不同意私了，隻是不想別人和我一樣再上他的當。
為了區區私利而食言，那位歌曲作者失掉的是自己的人格與朋友的友情，這代價實在太大了。試想這件事曝光後，有誰再敢與他合作？這位歌曲作者真是因小失大，得不償失。
由此可見，在人際交往中，信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交往原則。信用是什麼呢？就是“言必信，行必果”。人們常用“一諾千金”來說明信用的價值和重要性。諾言值千金，是以守信為前提的。正因為信用如此重要，所以儒家一直把信用作為最重要的美德（仁、義、禮、智、信）之一。
講信用是相對他人而言的，沒有交往就無所謂信用，隻有在人與人的交往中才發生信用問題。人離不開交往，而交往則離不開信用。交友也好，治國也好，理家也好，做生意也好，都需要講信用。蔣介石在敗退到台灣島後，痛定思痛，總結與共產黨的幾十年分分合合、恩恩怨怨的曆史，終於發出由衷的感慨：我們不是被共產黨打敗的，而是被自己打敗的。共產黨取勝是因為他們取信於民，我們失敗，是由於我們失信於民，這個教訓真是太深刻了。蔣介石的教訓難道不值得我們去借鑒嗎？
或許有人會說蔣介石是大人物，幹的也是大事情，信用對他來說至關重要，作為普通的百姓，信用真的有那麼重要嗎？我們講信用不是想用就可以馬上拿來的，人與人之間相互信任的感情是在生活中點點滴滴地積累起來的。不要以為在小事上就可以隨隨便便，不守信用；如果你在小事上經常失信於人，在大事上人們就會對你持懷疑的態度。所以，從小事開始就一定要恪守自己的諾言。大家一定聽說過民間有個叫“狼來了”的故事吧，說的是有個小孩在山上放羊，他大概出於一種好奇心理，有一天突然大喊：“狼來了，狼來了！”山下的村民聞聲趕來，才知道是玩笑。後來他又如此再三，大人們有點生氣了。有一天狼果真來了，孩子拚命喊“狼來了，狼來了……”可是這一次大人們誰也沒有趕來，孩子被狼吃掉了。這並不是大人們感情淡薄，而是孩子身上失去了可以讓人判斷他誠實與否的信譽。不要以為這是一個幼稚的孩子的故事，我們有些大人也在經常做著類似的愚蠢事。有人信奉假話說上三遍也可以成為“真理”，不惜編造假話，欺世盜名，還以為這是做人的訣竅。殊不知，做失信於人的事，可以一而再，不能再而三。古人早就說過：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做騙人的事有幾個能撈到好下場？朋友間如果丟掉“信譽”二字，生活中就難免互相猜疑，互相防範，引出無窮是非，使生活不得安寧。
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信用在經濟交往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日本的一位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認為，中國出口狀況不佳的原因有三：一是不遵守交貨日期；二是多數產品質量不好；三是符合國際市場需求的產品太少。這三條中前兩條都是與信用有關的。隨著中國逐漸由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商品生產將逐步擴大。在社會轉型初期，部分人急於發財致富，往往走旁門左道，一些人急功近利的欺騙行為是不可避免地要發生的。溫州皮鞋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教訓。溫州是中國最早改革開放的城市之一，個體經濟，特別是皮鞋製造業很發達。但個別私營業主，借機大發不義之財，用假冒偽劣產品欺騙消費者。一時間，人們談溫州皮鞋色變，溫州的經濟因此受到嚴重影響。溫州政府花了很大的力氣，將幾十萬箱假冒偽劣的皮鞋當眾銷毀，並懇請消費者和媒體進行監督，才將名譽挽回。
近幾年社會上出現了嚴重的誠信危機，人們在呼喚誠信的同時，也加大了對誠信的法律監督，信用的形式也逐漸改變。許諾由口頭變為書麵與口頭相結合，實踐諾言由道德監督變成由道德和法律的雙重監督；信用的取得從以相互認識為基礎到以實力和條文為基礎。這是社會進步的一個標誌。不講信用既造成別人的損失，也造成自己的損失，同時還會影響進一步的交往。所以，有人把信譽視作生命。
人必須講信用，並且首先要從自身做起。常言道：無信不立。自己守信是取信於人的第一方法。怎樣守信，就是保持言行一致，說到做到。答應別人的事情，一定要盡心盡力去辦，哪怕要犧牲些個人利益，也要不達目的誓不罷休。這樣，你在生活的旅途上所獲得的永遠是信任票。當然，在條件發生變化時，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對原來的許諾作出適當的調整。在這種情況下，許諾者最好向交往對方作出必要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