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觀察
作者：穆瑞麗
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的“民工潮”，到近幾年出現的“民工荒”，20多年間，我國農民工市場正在悄然發生變化。2011年春節過後，“民工荒”來勢似乎更加“凶猛”，曆來作為農民工輸出地的中西部也加入了農民工爭奪行列，這使得東部的用工缺口更大。如何看待民工荒這一現象，如何緩解“民工荒”帶來的矛盾，成為當前經濟發展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民工荒”凸現的矛盾
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現象：一方麵是愈演愈烈的“民工荒”，另一方麵是壓力越來越大的“就業難”。“民工荒”與“就業難”的疊加出現，恰恰暴露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各種矛盾。
一、農民工有限供給與用工需求剛性增長的矛盾。從農民工供應來看，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長期實施，我國已進入到低生育階段，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速開始減慢。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11年《經濟藍皮書》指出，在2004年～2011年期間，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量每年減少13.6％。農民工的總體供應也在逐年遞減，目前農民工後備力量年供應量比高峰時減少了600多萬人。雖然我國有可供轉移的農村剩餘勞動力近1億人，但這其中有一半左右的人年齡已在40歲以上，不太適合轉移就業，實際能夠轉移的適齡農村剩餘勞動力僅有5000萬人左右，農村剩餘勞動力的釋放空間逐漸縮小。民工荒現象的頻頻出現，標誌著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占主導而帶來的“人口紅利”逐漸逝去。
同時，隨著中西部地區投資條件逐漸改善，不少勞動密集型企業逐步向中西部轉移，中西部地區用工需求明顯增長。以重慶為例，近年來以電子信息加工製造為主的新興產業集群，在這裏異軍突起，惠普、富士康等一批全球性IT巨頭落戶，帶來了數以十萬計的就業崗位，吸引了一大批其他產業的年輕工人乃至沿海返鄉工人的加入，加劇了農民工供需矛盾。
二、新生代農民工就業訴求與現實用工環境的差距。目前我國有2.3億農民工，其中新生代農民工約1億人，80後、90後的年輕人成為農民工的主力。與父輩的“生存型、節約型”務工方式不同，新生代農民工更傾向於“發展型、消費性和家庭型”務工方式，他們職業期望值更高、融入城市並轉換身份的意願更強、消費觀念更為開放、對自身權益的維護更加注重。他們渴望被城市接納，渴望有良好的職業發展前景，渴望實現自身的價值。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這個群體麵對的卻是工資報酬偏低、勞動生活環境較差、工作穩定性不高、社會保障水平缺失、職業安全隱患較多、企業人文關懷不到位的就業環境。現實與期望的落差，造成新生代農民工心理的失衡，“民工荒”也許正是他們“用腳投票”的一種表現。
三、中西部快速經濟增長與東部緩慢經濟升級的差異。2010年9月，國務院出台了《關於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指導意見》，規定列入國家鼓勵類產業的所得稅率按15％計，這意味著比沿海所得稅低了10個百分點。在這樣大背景下，一大批製造企業紛紛從長三角、珠三角等發達地區內遷到四川、湖北、安徽、河南等中西部地區。“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搶抓發展機遇”，也成為內地很多地方的發展口號。中西部地區經濟快速增長，創造出越來越多的就業機會，為農民工選擇留在家鄉或者附近打工提供了機遇。而且，為了吸引農民工，中西部地區不斷提高工資水平，逐步縮小與東部地區的工資差距。根據國家統計局調查，2009年外出打工者的月均收入，東部地區為1455元、中部地區為1389元、西部地區為1382元，東部比中西部隻高出5％，而農民工在東部打工的生活成本比內地高出近25％。沿海地區招工的競爭優勢不斷弱化，而中西部地區農民工就業數量與比重大幅度提升。
相對中西部利用後發優勢加速追趕的態勢，東部沿海尤其是珠三角和閩東南地區的產業轉型與產業升級滯後，企業加工貿易占比較大，產業結構仍處於低端，技術含量和出口附加值不高。一部分企業仍舊抱著傳統的單純依靠廉價勞動力賺取利潤的發展模式，用工不規範，嚴重侵犯了農民工的個人權益，就業質量無法得到保障，失去了對農民工的吸引力。相比之下，長三角地區由於產業結構升級較快，工資水平和漲幅高於珠三角，“民工荒”的程度就相對較輕。因此，東西部農民工爭奪戰更多地折射出東部地區產業升級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