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刀
講了德國這麼好，到底是什麼原因呢？我覺得可以總結為三大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我們的社會政治架構。德國的社會政治架構非常獨特，在西方也都是獨樹一幟的。
第二個原因，我們有很好的工業政策或者說產業政策，而且我們有世界一流的企業，企業競爭力非常強。當然這些因素之間本身有密切的聯係。這有事實作為證據，而且可以推斷出來。
德國的政治社會架構可以總結為社會市場經濟，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是社會市場經濟。所謂社會市場經濟，它的理念就是我們應該充分享受自由市場經濟帶來的好處，包括競爭的活力、自由的競爭。但與此同時，我們對自由市場有一定的限製，這個限製是為了造福整個社會，也是造福社會當中的每一個公民，尤其是那些處於弱勢地位的人群。
德國的基尼係數（0.28），一方麵表明我們的財富仍然是有分化的，收入是有差別的，但這種差別比大多數歐洲國家都要小，當然也比美國、中國要小。這意味著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是成功的，它一方麵保證國家經濟進一步發展，以及有良好的績效，與此同時又能夠極大地減少社會動蕩。
可以說德國的文化傳統很講求共識，尤其是在雇主和工會，雇主和員工之間，我們有一種四方決策的模式，這在全世界很少見。你會發現德國企業董事會的成員包括工會的代表。而且，你也會發現，每年德國的罷工很少，幾乎不存在。而其他國家的社會動蕩要嚴重得多。
所以，我們的工會成本在過去十年當中增長非常緩慢，或者說，勞動力成本增長緩慢，而其他國家勞動力成本增長了25%、30%。這意味著德國的競爭力非常強，產品價格很有競爭力。
如果德國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怎麼辦？你可以看到德國這種模式有自我改革的能力。也就是說問題出現了，就要去改革，改掉不合時宜的做法，改掉一些偏見和傲慢，比如，德國的福利製度改革，極大地改革了勞動力市場，增加了它的靈活性，也減少了保護主義的傾向。福利改革意味著德國人的福利水平有所下降，比如，推遲了領養老金的年齡，降低了養老金的水平。此外，德國也進行了稅製改革，使企業稅和直接稅下降，同時間接稅有一點上升。我們還進行了醫改，把勞動力成本和醫療成本分割開，這很重要。以往人們會認為衛生費用、醫療費用成本雇主負擔50%，這樣醫療成本就成為了勞動力成本的一部分，其實這會降低德國企業的競爭力。但我們在1999年就開始進行了改革，2005年已經改革得非常成功。
所以你就知道德國經濟有這種自我改革的動力和能力，而且每次改革都很成功。而且改革之後，整個社會更團結了。
第三個原因，德國人非常致力於維護社會的穩定。
德國人還非常尊重自然資源，敬畏大自然。世界上的“綠黨”就是在德國誕生的。在德國，環境保護和綠色經濟這些觀念深入人心，而且政黨也都對此深信不疑。德國社會對走綠色發展道路早有共識，德國現在已經在逐漸淘汰放棄核電——當然這是不是聰明的舉措，現在判斷為時過早——不管怎麼說，德國人已經下了決心，就是要逐漸放棄核電，轉為更多地依靠可再生能源。德國對於綠色科技的發展製訂了很多政策，從而使得德國的綠色科技在全世界市場上都非常有競爭力，進一步推高了德國的創新水平。垃圾回收、資源回收再利用在德國也有聲有色，政黨非常支持。還有清潔水的政策都執行得非常到位。
還有一點，德國的產業政策是健康的，是良好的。產業政策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起碼在德國是這樣。看看德國製造業的發展，加上建築能源這些行業，你會發現其實在德國的總體經濟當中，德國的製造業所占的比重在發達國家幾乎是最高的，其他的國家隻有中國在GDP當中製造業占比是比較高的。這些實業對國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有了製造業才能夠帶動創新，帶動直接的投資，並且它能夠帶來高附加值的工作、高薪的工作。投資環境當中有紮實的製造業，就可以帶動一些服務業的發展。過去十年，德國是唯一積極發展製造業的大國，其他的國家可能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比如波蘭，但德國有意識增加經濟體當中製造業的占比。其他很多國家開始出現了去製造業，去工業化的現象。
另外，我們也有非常高競爭力的科研環境，我們研究的結果也獨樹一幟。大學占了所有科研的20%，企業占了所有科研的60%。而這些各式各樣的研究機構——其中包括基礎研究，像司馬克、波斯朗科，還有一些做應用科學研究的弗蘭霍福機構，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著名德國研究機構——與優秀的大學進行合作。這種通過研究機構帶來的研發動力也是我們GDP增長的重要動力。
我要特別強調的是德國的學製是世界上最好的。不能夠隻看德國的基礎學校，也不要隻看德國的大學教育，要看整個德國總體的教育。你會發現，它整個教學體係當中所包含的職業教育，事實上為我們帶來了世界上最高質量的生產力以及勞動力。每一個學生都必須在工廠或者服務業的任何地方進行他/她的三年學徒計劃，這樣可以幫助年輕人在完成學業的時候能夠迅速就業。這種雙軌製的教育培訓和教育體係是從1880年開始的。當然這需要花很長時間才能建立起這個架構，但是我認為這個是我們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