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於公元746年來到長安，決心“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但苦於沒有施展抱負的機會。直到公元751年，杜甫費好大力氣寫出的三篇《大禮賦》，雖然得到唐玄宗的讚賞，但由於這時口蜜腹劍、害賢忌能的李林甫當權，隻讓他到集賢院去等待進一步考核錄用。公元755年，他已經44歲了，才得到一個右衛率府胄曹參軍這樣的小官職。
這一時期詩人在長安的生活是很窘迫的，他經常“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而且“饑臥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聯百結。君不見空牆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這種饑寒交迫的不幸遭遇，促使他比較地了解和同情一般人的苦難；再加上杜甫淵博的學識和深厚的文學造詣，“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使他的詩歌創作無論在反映社會的深度和廣度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寫出了像“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深刻揭露貧富對立和社會不公的詩句。他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盧子》、《留花門》等等白居易認為是杜詩中最能反映現實情況的篇章，就是在長安一帶寫成的。由於杜甫的作品具體而又生動地描繪了唐王朝由盛到衰這一整個曆史時期中多方麵的社會麵貌，因而人們又稱之為“詩史”。
白居易是唐代另一位聲名煊赫的詩人。相傳他16歲時帶上自己的詩稿到長安去拜訪老詩人顧況，顧況開頭漫不經心地拿他的名字開玩笑說：“長安百物皆貴．居大不易!”但當他讀到這位年青詩人的“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些充滿生機的詩句時，大為驚奇，立即讚歎道：\\\'\\\'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難。老夫前言戲之耳”。
白居易在創作中“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特別注意詞語的平易流暢。相傳他每寫出新作來，總要先讀給老太婆聽，凡是她們聽不懂的，就加以修改。因為他的詩通俗易懂，音韻和諧，語言暢達，又能反映民間的一些疾苦，因而在當時就廣為流傳。元稹在《白香山集序》中說：白居易的詩“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甚至連歌女也因為能吟詠《長恨歌》，而身價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