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新公共行政認識到民營化的局限性。喬治·弗雷德裏克森在《公共行政的精神》一書中指出，民營化運動的前景不可能一片光明。他提醒道，我們總是在“為賄賂與欺詐創造一個誘人的環境”，“越來越多持私營化觀念的人被任命到政府職位上，從而越來越多的政府服務采取企業模式，我們又將麵對可惡的腐敗與種種不道德的行為。”新公共行政認識到民營化運動形成了對公共管理者的新的道德挑戰。弗雷德裏克森指出，“政府正沿著私營化方向前進，對此我們無須心存芥蒂，但對政府倫理的關注應同時提升。”
（4）新公共行政強調的“代表性”可以彌補新公共管理中將公民當作顧客的不當之處。喬治·弗雷德裏克森在《公共行政的精神》一書中提出了“代表性公民”的概念和理論，來強調公共管理者對社會公正的承諾，強調“代表性”。他認為：“公共管理者首先是公民，公共管理者受雇於公民，代表公民的利益，執行和管理公民的事務。作為我們其中的一部分，公共管理者是公民和公共組織之間聯係的主要橋梁。”③“代表性公民”的理論強調公共管理者對公民的關注，對公共利益的保護，對社會公正的承諾。的確，政府與公民間的互動關係，不應該是單方操縱或過度消極，真正的解決之道在於建立民主對話的機製，使其各自既享有權利又履行義務。
4、我國應如何更好的借鑒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
（1）借鑒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學的企業管理方法。如目標管理、績效評估、成本核算等引入公共行政領域，對提高我國政府的工作效率是有促進作用的。我國的政府機構長期以來存在效率低下的現象。通過將企業管理的講求投入和產出、講求成本核算的精神引入到我國政府的公共管理中，可以提高政府管理人員的責任感，同時更為科學地衡量管理人員的工作業績，樹立效率意識，增強活力，用有限的資源創造更多的公共產品，提供更好的服務。
（2）借鑒新公共管理，將競爭機製引入政府公共服務領域。可以打破了我國政府獨家提供公共服務的壟斷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我國政府在公共服務領域，特別是基礎設施行業的管理效率和水平。可在一定範圍內允許和鼓勵私營部門進入提供公共服務的領域，例如在電信、電力、自來水和燃氣供給等基礎設施產業中進行這些方麵的改革，從而改變我國長期以來在基礎設施建設中存在的“瓶頸”現象，更好地發揮市場機製的作用。
（3）在當前各類矛盾趨向激化的社會轉型期，新公共行政強調的社會公平的核心價值應擺在突出位置。我國社會發展滯後於經濟增長，社會保障覆蓋麵和公共衛生覆蓋麵較低。在經濟與社會發展過程中，出現了貧富差距拉大、就業形勢嚴峻、社會事業發展緩慢、政府債務風險與財政風險加大等現象。城鄉、地區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導致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利益摩擦和衝突增多，我國進入了社會風險加劇的時期。努力維護社會公平，維護公民基本權利平等和機會平等，顯得尤為重要。
（4）應重視政治對行政、對公務員的影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行政都不主張政治與行政的完全分離。我國的行政管理體製改革需要與政治體製改革的其他方麵結合起來進行。在一個缺乏政治權威和政治責任的體製裏，政府製定政策和執行政策的質量是難以得到製度保證的。因此，盡管政府機構改革的直接目標是改善行政績效，但也要與政治體製改革結合起來。要讓行政人員意識到肩負的政治責任，增強對政治的敏感性，忠實的履行行政職責。正如喬治·弗雷德裏克森所說，“不是公務員應當被動地服從政治權威，而是身居公職、具有公民精神的代表，真正充當正義和公平的監護人”。
總之，我們在借鑒西方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行政的某些有價值的思想和做法時，應該注重結合我國的國情。必須從實際出發，有選擇、有針對性的借鑒和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