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欽佩達瓦次仁老師的漢語水平
達瓦次仁老師，是我對他的尊稱。
作為土生土長的藏族人，我在認識他之前，就特別欽羨他的學識，尤其是漢語文水平、翻譯水平以及高超的藏文書法技藝和漂亮的漢文字體，以及音樂造詣和對電腦的通曉，欽羨到了幾近跪拜的地步。僅就漢語文而言，他好比是我努力的一個終極目標。
在認識這位多才多藝的藏族文化人、翻譯家之前，準確地說，在他離開北京國家翻譯局調入西藏自治區藏語文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之前，我就對他的為人及學問有所耳聞，也知道他１９４５年出生在西藏定日，曾就讀於清華大學和中央民族學院，在北京供職。還聽說他有個漢族名字，叫做李亮。他以其精湛的翻譯技藝、嚴謹縝密的翻譯學術風格和獨特的書法功底響譽區內外。
他給我們留下了《藏族簡史》、《入菩薩行論》、《佛子行》等重要譯著（藏譯漢），《漢藏翻譯理論大綱》、《＜因明正理論＞詳解》、《藏文美術字帖》、《漢藏翻譯若幹問題》等重要論文；他參與了《藏族的文字與藏文書法寶典》的撰稿工作，為搶救幾近失傳的象雄文字體，收集、臨摹、書寫散存於民間的各種藏文字體做了大量的基礎性工作；他設計的六種完整的藏文烏欽體字體通過了國家的驗收；他還編寫、出版了一部藏語敬語詞典。
據我所知，達瓦次仁老師在生活上沒有什麼不良嗜好或習慣。連飲食也隨大流，除了對土豆情有獨鍾，沒有什麼特別的講究。他曾不止一次地對我說，世上縱然有數不清的山珍海味，但我最最鍾愛的是土豆。我不稀罕滿漢全席，可不能沒有土豆。一次，他到內地出差，臨行帶了一包煮好的土豆。在飛機上用餐時，他沒要乘務員端來的盒飯、水果啥的，偏偏拿出那包土豆吃起來，還把土豆遞給鄰座的西藏自治區歌舞團赴內地演出的幾位女演員吃。一開始，那幾位女演員直覺得好笑，並不領情。可他一再熱情地把土豆塞到她們手裏，“逼”人家吃，弄得她們抹不開麵子，隻得接過去吃，結果吃得一個不剩。
有一次達瓦次仁在路上碰見我女兒放學回家。他對我女兒說，你上學很累，但你必須用功讀書，因為你爸爸媽媽很辛苦，把你拉扯大不容易。說完，硬是給她十元錢，叫她買零食吃。還托她給我捎來話，叫我到他家坐坐。
天賜良機，何不把握住。走吧，到達瓦次仁老師家坐坐，看看他在家究竟是怎麼做事、怎麼忙活的，也就是親自去領略隻屬於他一個人的那一隅生活場景和與眾不同的生活狀態。我一邊給自己下命令，一邊往布兜袋裏裝崗巴土豆。
我一手拎土豆，一手牽著女兒的小手，愉愉快快地奔達瓦次仁老師家去。
師母給我們開了門。進了屋，她熱情地給我們讓座，倒水，拿糖果，誇我女兒長得漂亮、乖巧。
達瓦次仁老師給我們打了個招呼說，請坐，馬上就完。
畢竟是單位周轉房，小小的客廳除了是客廳，還是個工作室。一進屋，我就想起了一句老掉牙了的話：風景這裏獨好——電視裏正在播放“西藏新聞聯播”；被達瓦次仁老師稱為“信息高速公路”的電腦裏一組方塊字正在悠然飄舞；從一個角落傳來曼妙的外國音樂；攤開在案頭上的兩遝大稿紙上麵，靜立著出自老師手筆的蒼勁有力的鋼筆字。我不清楚達瓦次仁老師到底在做什麼，是用電腦在寫東西呢？還是左右開弓在兩本稿紙上同時寫著不同內容的文字，抑或是在聽音樂、看新聞？或是同時做好幾件事？但我很明白他無疑是在做事兒，做他樂意做且很有意思的事兒。
“知我者班丹也。你怎麼知道我正想著土豆呢？哈哈哈……多謝了。”
師母很快準備了幾樣菜。平時幾乎不沾酒的達瓦次仁老師特地陪我喝了兩小杯。
吃完飯，達瓦次仁老師聽著歌曲《重歸蘇蓮托》，給我講音樂，講國民的音樂素養和外國人的有何異同；給還隻是個初中生的我的女兒講學習英語、掌握電腦的重要性。
這是我第一次到他家裏，也是唯一的一次。
記得１９９７年夏季，他得知我因病住在自治區藏醫院住院部，便帶著水果來看望我。幾句簡短寒暄過後，他平靜而真摯地對我說，“‘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你還很年輕，有病就應及時治療，萬萬不可拖延。”然後跟我講如何調養，怎麼做到七分養，三分治，娓娓道來，句句在理。講著講著，話鋒一轉，談起了翻譯、寫作、書法、音樂等等，他還特別隆重地跟我提起了藏西阿裏之西部劄達——象雄文化、古格遺址、托林寺，令我心馳神往。巧的是記不清是哪一年，也記不清是哪本刊物上，我讀到了他用漢語創作的有關劄達的散文，給人以無限美感，尤其是他嫻熟自如的語言令我震撼。無形當中，引起了我對劄達那片土地的進一步向往。
２０００年年底，當達瓦次仁老師得知我到阿裏地區工作後，便特地到我家，就我到那裏後如何做好本職工作、保養好身體、體察民間疾苦、體驗底層生活、關注阿裏曆史文化等，與我進行了一次長談，仿佛我背負著某種神聖使命，要遠赴地球的另一端。
那年我從阿裏回到拉薩辦事。一天，我跟妻子到拉薩市第八中學附近饅頭店買餅子，在那兒與他邂逅。他推著自行車到那兒買饅頭。我一見他，鼻頭澀澀的，感覺很不舒服——他明顯消瘦了下來，頭低垂著，形容憔悴，談吐已無昔日的神采，看上去，一副病魔纏身的樣子，令我十分揪心。但又不便直接問詢他身體是否欠佳、是不是患上什麼重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