β=βm-min-2δmin（4）
δmax和δmin分別是係數βm-max和βm-min的標準差。兩者約等於95%置信區間的概率度。第二步是給出原假設即腐敗與目標變量的關係是“不顯著”的，檢驗時拒絕原假設必需滿足三個條件：（1）β∈[βm-min，βm-max]；（2）0
瘙 綌 [βm-min，βm-max]，即最大和最小邊界必需具有相同符號；（3）βm、βm-min和βm-max三者在回歸模型中必須都是統計顯著的。如果不滿足上述三條中的任意一條，我們隻有接受原假設即腐敗與目標變量的關係是“不顯著”的。如果上述三條都滿足，我們將拒絕原假設，接受備擇假設即腐敗與目標變量的關係是“強顯著”的[4]。
3.影響腐敗的變量選取
基於文獻研究法與中國實際國情，本文選取了16個指標變量，分別為經濟數據（衡量對外貿易開放度的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衡量城鎮化程度的國家預算類資金、中央項目、地方項目、非農業人口比例；衡量政府規模的政府收入、財政支出規模、財政支出增長速度指標；衡量經濟製度實施效果的個體戶人數比例）、社會文化數據（每十萬人口高等學校平均在校學生數、教育經費）、製度數據（衡量國有企業實力及工資水平的指標：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占工業企業利潤總額的比重、國有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收入；衡量信息自由度的指標：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戶計算機擁有量）。
本文的數據來源主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的1997-2012年度數據，變量介紹如下：
（1）私權受限程度。私權受限程度=行政訴訟代理/年末總人口數。行政訴訟代理表明我國每年受理的行政訴訟代理案件數目，通過該指標可以用於描繪在中國私權受到的限製程度大小，進一步折射出我國的腐敗水平。私權受限程度越大，腐敗水平越低。
（2）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進出口總額/GDP，用於衡量國內對於國外競爭條件下的經濟開放度。
（3）國家預算類資金：國家預算類資金=固定資產投資國家預算資金/GDP。國家預算包括一般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和社保基金預算。該指標用於衡量中國的城鎮化程度。
（4）中央項目、地方項目：中央項目=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中央項目/GDP；地方項目=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地方項目/GDP；該指標用於衡量中國的城鎮化程度。
（5）政府收入、財政支出、財政支出增長速度：這三個指標用於衡量政府的規模，財政收入=財政收入額/GDP；財政支出規模=財政支出額/GDP。
（6）非農業人口比例：非農業人口比例=城鎮人口/年末總人口，該指標用於衡量城鎮化程度。
（7）每十萬人口高等學校平均在校學生數：用於衡量社會文化的相關數據，表明人口受教育程度，旨在衡量國家的受教育水平與腐敗的相關關係。
（8）教育經費：用於衡量社會文化的相關數據，表明政府對教育情況的重視程度。
（9）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占工業企業利潤總額的比重：用於衡量製度相關因素對腐敗的影響，該指標表明國有控股企業在我國的工業企業利潤中所占的比重，也從側麵反映出我國的製度情況。
（10）國有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收入：眾多周知，“高薪養廉”，一些相關研究與實踐認為，提高國家公務員工資，就提高了公務員腐敗的機會成本，從而可以減少公務員的腐敗犯罪。但是，高薪是否真的能夠養廉，仍然是一個待考究的問題。本文將該指標列為解釋變量對其的穩健性進行實證分析，以此對“高薪養廉”這個假設進行實證分析。由於國家公務員的工資水平缺乏公開數據，本文采用國有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替代。
（11）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戶計算機擁有量：互聯網時代信息傳播的廣泛性、高速性、草根性和低成本性，使人們對信息的掌握程度大大提高，且網絡輿論監督對打擊腐敗犯罪是一個強有力的措施。本文通過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戶計算機擁有量來衡量信息的開放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