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色、德之爭”看德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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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悅洋
摘要：由孔子“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一言引發出對“好德”並非具有淺顯的普遍性的結論，進而引出德治可能與否和可取與否的探討，並證明德治是可能而不可取的。德治的理想性與非固定性注定了唯有與法治結合，德治才有繼續存在的空間。
關鍵詞：德治；理想性；可能性；可行性；法治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被記載於《子罕》第九篇和《衛靈公》第十五篇，大意是孔子感歎人無法像愛惜美色那樣愛惜美德。對於這一句話，無論是哲學家、曆史學家還是法學家，其認識都是千差萬別的，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無一例外地涉及到了德治與法治之間的相互關係。對此，筆者也有一番見解。
首先，筆者認為，孔子所言的“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並非完全地隻注重德，而忽略色。孔子實際上是感歎說：為什麼人們追求道德的心比不上自然本能升起的好色之心呢？這句話從本質上來講，提煉點在於人性與道德。喜好美色是人之天性，是一個正常人在生理和心理上最正常不過的取向。“色”是一種外在表象，“好色”是人的外在觀感在第一時間就可以感覺到的直接反應。從這一點來說，好色身為人性表現，甚至不存在善惡之分。《呂氏春秋》中《情欲》篇說：“天生人而使人有貪有欲……雖神農、黃帝其與桀紂同。”①從這一個角度來說，孔子這句話是具有普遍性的。
其次，除卻“好色”的本能性，“好德”的理想性也是造成“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現象的重要原因。“好德”從來都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所追求的一種理想狀態，因為人類本身具有動物一般的本能性，這導致了我們既具有趨利避害的天然本性，又會基於自愛自保產生“利己主義”。這種本性上的缺陷，使得我們更加容易憑借自身本能的需要去思考和行動，也就注定了並非人人生而都是聖賢之人。所以，通過好德而成為聖賢之士，成為了許多古代知識分子的普世價值觀。但是，喜好並追求道德是一種絕對理性的實現，需要人去約束和控製自己本能的衝動，也就代表了人要自治自省，自己約束管理好自己，這其中對於個人理性的要求就相當的高了。而前麵我們說過，人的本性是趨利避害的“利己主義”，這是人作為一種動物實體存在需要的最基本的反應，也是人最容易說服自己盡全力實現的反應，當人的自身利益與“利他”的道德相互碰撞時，除了極少數道德情操極其高尚的人會去選擇讓理性壓過本性之外，幾乎很多人都會選擇依本性而行。所以久而久之，“好德”成為了古代社會的一種聖賢之士的理想狀態，說穿了也就是隻有極少數情操高尚的人才能呈現的圓滿狀態。“好德”不如“好色”也就成為了人類社會的一種常態，具有相當的普遍性。
當然，內容以上僅是從文字句段本身的內容對人性與道德進行了一個分析，認為“好德”不如“好色”是人類的普遍現象。如果要上升到“德治”的內容，我們還需要對德治的內容進行真正深入的思考。
首先，我們不難看出，“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這句話體現的實際上是孔子“為政以德”“德治”的政治主張。孔子認為君主應好德如好色，“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②即：統治者如果以自身道德作為榜樣來治理天下，那麼周圍的人都將學習君主身上優秀的品質，使得君主的美德遍布四野，其統治也將遍布天下。從中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所指的對象是指上位者或者治政者。這就反映出了另一個更為深遠的問題——傳統“德治”與人治的互為表裏。在傳統“德治”的政治環境中，一個擁有高尚情操和道德水準的統治者成為了社會的核心，其他社會成員在這個統治者閃耀的聖賢光環下被教化和統治著，並且對於統治者所表現的道德聖人的形象深信不疑。而在這種大的政治環境下，孔子認為其“德治”主張無法真正得到施行的原因在於君主不好德，這無疑仍是在強調君主個人道德對整個國家發展的決定作用，這種對君主道德的過分強調其實是對“人治”的一種淋漓盡致的體現，與現代民主進步社會明顯是不相符的。與此同時，在孔子的道德世界裏，倫理仍舊是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不同身份和等級的人之間存在著十分普遍的等級分別和地位歧視。這種不平等、不民主的政治傾向，注定了在現代民主社會的土壤之下，傳統“德治”這種追思前賢式的政治主張根本是一種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