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一直下,

在十字架上受餓者的腳下。

每天,每夜,基督被釘在那裏,寬恕我

們——

寬恕富人,也寬恕乞兒:

在雨中,痛苦與黃金合而為一。

……

雨一直下——

於是——哦,他躍向上帝:將我摧毀的上帝——

看,看基督的血流淌在天空:

它從被我們釘在樹上的額頭流下。

深深地流向死者,流向饑渴的心,

那裏燃燒著世界之火,——被痛苦玷汙如同凱撒榮耀的皇冠。

一個聲音響起,仿佛來自一顆凡人之心,

曾經躺在獸群中的孩子——

“我仍然愛著,為了你們,仍然發出純潔的光,仍然流我的血。”

(《雨一直下》節選 〔英〕伊迪絲·西特韋爾 倪誌娟譯)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布裏頓作於1956年的聲樂套曲《中國歌集》。這部作品的產生還得從一場遠東之行說起:1955年底至1956年初,布裏頓與皮爾斯進行了一次遠東之行,足跡踏遍了印度、日本、泰國、印尼等國家和中國香港地區。在旅行途中,印尼的甘美蘭、日本的能樂給布裏頓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唯獨中國大陸,由於當年國際政治局勢緊張而沒能踏足,成為了布裏頓念念不忘的夢想之地。

《中國歌集》這部作品以英國漢學家亞瑟·韋利(Arthur Waley,1889-1966)的譯作《漢詩一百七十首》為文本。在其中,布裏頓讀到了中國的詩詞文化,並且找到了一種新的情感表達方式。他選用了取材於詩經、漢武帝、陸遊以及白居易的六首詩歌進行音樂創作,這六首詩作均有一種強烈的對家國的憂患意識以及對人世的深刻感悟。無論是漢武帝的《秋風辭》還是陸遊的《牧牛兒》中對於人生易老、歲月流逝的哀歎,抑或是白居易詩作對仕途中的鬱鬱不得誌而引發的感慨,布裏頓回望自身在二十世紀以來所經曆的政治、經濟、文化、戰爭等各方麵的變遷,把對家國的情感和對時局的無奈都通過這一係列的詩作進行隱喻的表達。就和當年的馬勒一樣,布裏頓憑借著自己對中國的想象譜寫了這部作品。

布裏頓的創作幾乎涉及了所有的音樂體裁,歌劇、聲樂套曲、管弦樂作品、室內樂以及電影音樂等。其中歌劇、聲樂套曲、合唱以及管弦樂作品是他重要的創作領域,如果說歌劇最能體現布裏頓藝術思想的話,那麼聲樂套曲可以說是作曲家個人的內心獨白,在其中有人性的愛,有對於生命的哀歎,有對於戰爭的思考等。在音樂創作上既有著傳統的調性,明晰的織體,同時也廣泛地吸收二十世紀的音樂語言,諸如十二音列、不規則節拍的運用等等,使他的作品呈現出了一種個人化的風格。他大多數的聲樂曲是獻給他的同性戀人彼得·皮爾斯的,其優美的嗓音、過人的音樂天分在某種程度上對於布裏頓歌劇和歌曲創作的成功有著促進作用。也許正是因為有了皮爾斯,布裏頓對於聲樂作品創作的熱情總是高於其他體裁,兩人自相遇後便展開了一人作曲一人詮釋的共生性合作方式,並持續了四十年之久,直至1976年布裏頓去世。

繼《彼得·格賴姆斯》之後,步入生命晚期的布裏頓創作了又一巔峰之作《戰爭安魂曲》還有他職業生涯的最後一部歌劇《魂斷威尼斯》。這一時期的布裏頓甚少創作聲樂套曲,而將更多的時間放在了創作宗教作品和管弦樂上,並忙碌於音樂節的各大活動中。

在創作之餘,布裏頓還曾協同皮爾斯於1948年創辦了奧爾德堡(Aldeburgh)音樂節,並共同創建了以他們倆名字命名的布裏頓皮爾斯基金會,培育了一批又一批英國青年藝術家。這對偉大的藝術伉儷生前相伴相惜,死後恩澤後人,無不體現出布裏頓一生的信念,亦即音樂家對於社會所盡的責任和義務。今天我們回過頭重新審視布裏頓的藝術歌曲,在器樂和人聲的相伴相語中,我們聆聽到了對愛與和平的渴望,那種人性的回歸真可謂“樂者天地之和也,大樂與天地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