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考古發現的水盂最早的可到秦漢時期。但溫州的沒這麼早，溫州彌陀山西晉永寧二年（302年）墓裏出土有虎子、唾壺和水盂。如果從隋朝大業元年（605年）算是中國的開科取士之始，那麼，水盂的出道也比科舉早。秦漢時的水盂也應當是為書寫用途，如秦簡漢簡裏的墨書，即為研磨出來的墨汁所寫。到魏晉時期，迎來了中國書法的高峰期，書家輩出，文房的用具開始完備起來，南方各地水盂出土的數量也比前期多起來。相比較於地居東南一隅的溫州，要遲到東晉太寧元年（323年）建郡之後，隨著有才學的郡守蒞臨，文風始為熾盛。從目前溫州出土的水丞來看，六朝的甌窯已有意識燒製水丞，代表作品為蛙形水盂和龜形水盂。此後，科舉時代的到來，龜（鼇）、蛙（蟾）造型因含有“獨占鼇頭”和“蟾宮折桂”的美好寓意便一直沿續。水丞的外形與材質也開始更為講究，既有瓷、紫砂、玉質水盂，也不乏銅、鐵等金屬水盂。明清以降，彩瓷勃興，青花、粉彩、鬥彩，水盂外形與色彩更為華滋，並被譽為文房清玩之“第五寶”了。
此件出土於溫州錦山的唐代甌窯褐彩水盂，小口，圓唇，袋腹，腹部刻印簡約的直槽，特別是腹部三個麵等距飾三塊釉下褐彩斑，如同水墨畫裏的暈染，極為生動寫意。釉下褐彩作為一種新工藝，距其發明不久後較短時間內，甌窯的窯工們就已能嫻熟地運用於實用的水丞上，即可看出創新的一麵，也反映出其對文房用具的重視程度。這件形神兼備的水盂，稱之為甌窯中的精品當是無愧的。
瓷筆筒：和主人的對話
小的時候，記得放在家裏閣樓角落的筆筒有好幾個，我好奇問父親這個做什麼用，從小學校長淪落為泥水師傅的父親說，放筆用的。自從打成右派後，父親除了記出工的工分帳目外，幾乎很少用筆。父親說，爺爺傳下來到他手裏還有四個，質地分別是毛竹、青田石、黃銅和青花瓷。“文革”破四舊時，家裏藏的馬孟容、汪如淵的字畫全被堆在廳堂裏偷偷地燒了，倒是筆筒與破爛堆在一起，因不顯眼留了下來。再後來除了青田石雕的筆筒，其他的也不知所終，幾代的書香傳家，唯一能見證的就是一隻筆筒了。
這是一個僻靜小縣城的故事。不過那個年月天天上演對文化的全武道，文化變成一個見不得人的渾蛋。“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再度成為現實版。不過關於筆筒，從我父親因長年抹石灰砌磚長滿老繭的手掌托起的姿勢，以及與其對視的癡迷眼神，不諳世事的我，還是能從他的臉上讀出一個自由知識分子的失落和困惑。幾十年過去了，但這場景仍深深烙在記憶的溝回中。
一個來自筆筒的記憶定格雖是無意的，但是今天的我可以因職業的關係接觸很多的文物。我習慣用手去撫挲著這些各類與生活息息相關的用具，其中也包括不少文房用品。在文化又重新恢複尊嚴的年代裏，它們又回歸到受尊嚴的位置。我想，如果父親的那幾隻筆筒保留至今，它就是文物了。在破四舊的呐喊聲中，它像破棉襖一樣被拋棄，當文化回歸了，文物名至所歸——一種文化的載體重被世人珍愛。
甌窯也是這樣一種值得永久珍愛的文化載體，我認為它是東甌大地上最土著最有文化的“孩子”之一。過去，它一直被忽視，原因是比它遲的越窯，特別是宋代以來龍泉窯、官窯等名窯都出在浙江，甌窯便自甘居後了。但是，當我們重新回過頭來認真地審視一下，卻驚訝地發現，其實甌窯的東西真的非常有文化。在江蘇鎮江市博物館裏，有好幾件東晉南朝甌窯的產品，如東晉甌窯青釉點彩四係帶蓋瓷罐、東晉甌窯青釉褐彩鳥食瓷罐；南朝甌窯青釉“政”字款四係帶蓋瓷罐、南朝甌窯青釉瓷虎子、南朝甌窯青釉雞首瓷壺等，那造型與做工才真是叫歎為觀止。此外，文房用品也是甌窯的一絕。比如，眼前的這一對三國甌窯青釉筆筒形器，我就很喜歡，可能受小時候那種記憶的影響。第一次從一本甌窯的畫冊上看到這筆筒形器時，就仿佛有著似曾相識之感。當然，它有一千七百多歲了，隻不過穿過時空隧道，我感到，其實對文化的景仰是從古至今一脈相承的。這對筆筒口沿兩圈弦紋，筆直的器身上部是兩圈弦紋，然後弦紋之間填以刻劃的三角紋飾，做工極為簡約，就像是水墨畫的畫意，不著一筆，盡得風流。當你凝視著它，它那青中泛黃的釉麵，如同平靜的水麵，倒映著你，你在看物，而鏡中的人在看你。試想，席地而坐的人，邊上放著這樣一對筆筒，筆筒裏插著紫毫筆，主人時而快疾揮毫，時而倚窗遠眺，靜謐間，時光流逝，彼此無語卻是天然默契。最後，主人要離開了這個世界，也不忘隨身帶上，如同故人，相約九泉之下，直等到有一天，它再度回到人間。（責編：雨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