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現實生活中，我們對官場的批評，受製於很多因素，而在小說中，騰挪的尺度顯然大得多，你如何把握這種尺度？
王躍文：我的觀察和體會恰恰相反。文學作品所揭示的消極腐敗現象，遠遠趕不上被媒體報道過的真實故事。試想，有哪一部文學作品中寫到的故事，有這兩年媒體報道的那麼驚心動魄？媒體報道的尺度也是有限的，但文學作品連這種有限報道的故事都沒有涉及過。文學作品之所以對此稍有涉及就麵臨種種指責或限製，隻因其生動形象而令人印象深刻。
我並不認為文學作品必須同生活去比複雜、比驚奇、比厚黑。同生活本身相比，作家的想象力永遠是有限的。但是，為什麼仍然需要文學呢？為什麼文學仍然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呢？因為人類需要通過文學進行思考。
記者：你曾說對寫官場小說早沒有興趣了，是因為自己被掏空了，還是因為別的？
王躍文：作家的寫作興趣時刻變化，這是很自然的現象。我目前最感興趣的是寫鄉村。我過去從未因為寫作失眠，2012年底卻因寫完中篇小說《漫水》而通宵睡不著。我按捺不住激動和興奮，知道自己寫了一部非常好的小說。
記者：寫了這麼多官場小說，你最想告訴給讀者的東西是什麼？
王躍文：很難用一句話說清楚，非得說的話，我想告訴讀者，我們的生活本來可以變得更好的。
“不是官場權術，而是政治智慧”
記者：《大清相國》更是被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多次推薦。你受邀出去給公務員講課，書裏和課堂上的說話尺度是不一樣的，課堂上，你有沒有給自己設限？
王躍文：我去年受邀作了十多場講座，但我隻從《大清相國》小說講起。我作的是文學講座，聽者各有所獲。愛好文學的聽的是文學，愛好曆史的聽的是史學，公務員們可以聽成是廉政講座。我隻談文學，不談其他。
記者：你在《大清相國》關於清代災害管理的過程通過生動的典型來描述，這種曆史細節的真實，您是有針對性地進行資料收集與鑽研吧？
王躍文：民政部一位前救災救濟司司長讀了《大清相國》，對小說中有關當時中央機關運轉機製的細致描寫非常讚賞，特別是對陳廷敬關於改進救災辦法的建議十分肯定。他說，事實上目前中國大災來臨時的處置辦法同當時的情況也差不多。我寫《大清相國》時，讀了大量史料。談不上研究，了解些史實和常識而已。
記者：這種類似曆史細節，請教過相關專家了嗎？
王躍文：我沒有請教專家，隻是看了大量正史、野史。可以說，清順治、康熙兩朝七十九年間發生的大事，我一天一天看過。《大清相國》裏寫到的每個故事，都是在曆史上有原型的。比如，我寫康熙南巡去杭州，有隨行官員私自買下江南女子，也有當地官員給朝廷隨員送美女。這都是有史料記載的。康熙第五次南巡時，兩江總督阿山就給康熙皇帝送了兩個美女，皇帝斥責道：“阿山何意？當朕何人邪？”
記者：在《大清相國》陳廷敬身上，寄托你對官吏的理想形象—清正廉潔、勤勉實幹、宅心仁厚、精明鐵腕？
王躍文：我在《大清相國》裏寫了陳廷敬的成長，他年輕時遇事不能忍，常常把自己逼入困境。生活磨煉了他，慢慢教他學會忍耐、等待、迂回。我寫陳廷敬的等、忍、穩、狠、隱，不是官場權術，而是政治智慧。
“鄉村中國是‘最大’的中國現實”
記者：你為何對法國文學情有獨鍾？中國文學缺乏“浪漫”品質嗎？
王躍文：我說自己喜歡法國文學，同浪漫沒什麼關係，而是喜歡巴爾紮克為代表的批判現實主義。我對法國文學並沒有全麵的了解。不論文學思潮如何流變，我始終認為現實主義是文學的正途，知識分子對社會應有客觀冷靜的觀察和認識。對於社會的進步，批評比歌頌更有意義。當然，作為文學作品，不論持批評或歌頌姿態，都不能簡單化。
記者：你幼時對古希臘神話十分熱衷，你認為人的信仰與敬畏，除了宗教形式外，還有其他來源嗎？
王躍文：一個民族，沒有深入文化骨髓的宗教精神，確實是件很遺憾的事。但是，哪怕沒有正式的宗教，良好的民間風俗，民眾信奉的迷信，或具有原始宗教色彩的泛神觀念，都對人的信仰與敬畏有幫助。可惜的是過去幾十年的政治與教育，中國民間好的風尚基本上被摧毀了。中國人變得所謂的大無畏，這是非常可怕的。我們這個民族現在急需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民眾不能再無所畏懼了。
記者：你曾說過，“書太好賣，我越來越焦慮。一種流行的說法是：暢銷的小說都是通俗讀物。所以，我很想寫一本不暢銷的小說。或許，那將是更好的書？”你焦慮的根源是什麼？
王躍文：這幾句話，大可以當作調侃。我真正想表達的意思，應該是替小說的通俗性說話。有些人把小說理解得太高深，一味地否認小說的通俗性。我不以為然。也有人蔑視中國文學傳統，認為中國小說隻會講故事，甚至無知地認為西方小說是不講故事的。這違背基本的常識。中國小說有良好的講故事的傳統，這是中國文學的優長。小說好讀，這不是過錯。我堅持要把小說寫得好讀，對所謂製造閱讀障礙的說法深以為無聊。難道作家必須與讀者為敵嗎？難道讀者都是被虐狂嗎？
記者：“不暢銷”，才證明是更好的書？
王躍文：我並不認為不暢銷的書才是更好的書，這裏說的是反話。我的常識裏，除了個別情況，文學經典都是暢銷的。中國的古典文學裏麵，《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哪一部不是暢銷書？這些經典必定會暢銷到人類消亡那天。
記者：你談到，《愛曆元年》的創作初衷是想寫知識分子的中年危機。這種中年危機到底該如何化解？
王躍文：是的，我最初的寫作意圖就是如此。但是，小說寫到最後，成了一部愛與寬容之書。這也許同我自己的年齡有關，也許同自己對生活的理解有關。人生必須有愛，生活才有希望。當代社會人們的生存環境發生了從未有過的變化，人們的情感也出現了從未有過的迷離與混亂，需要正視與化解。《愛曆元年》試圖正視當代中國人的情感困境，尋找救贖之路。理解、寬容、堅守、回歸，都是化解所謂中年危機的路徑。
記者：你曾說，“從整體上來說，中國的作家隻有把鄉村寫好了，文學的使命才能完成。”為什麼這麼說？
王躍文：中國鄉村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是“最大”的中國現實；況且，鄉村是中國傳統文化保存相對完好的場域，那裏的人們最能體現中國人的精氣神。我這麼說自然也是有些情緒化的，原因在於目前不管是文學、藝術或新聞，更多的是在關注城市、關注商業、關注洶湧的人間欲望，如此廣大的鄉村和眾多的鄉下人成了社會關注的暗角。鄉村快被遺忘了。
“舊的尷尬去了，新的尷尬又來”
記者：很多人喜歡看官場小說，但對權力的危害，和對權力的警醒，卻沒有足夠的興趣去了解，你怎麼看這種現象？
王躍文：我不能確認你的觀察是否有道理，因為我沒有深入到讀者中去做“田野調查”。我僅就個別情況下的了解，知道一般讀者看了我《國畫》之類的小說，都會增加對社會現實的認識，多少讓自己變得清醒些。很多大學老師會在學生畢業前推薦學生看我的小說，為的是讓學生對即將踏入的社會有真實的了解。
記者：你曾說年輕時崇拜魯迅，現在對魯迅和當初的認識有什麼不同？
王躍文：我特別崇敬魯迅先生，為其文，更為其人。我不光年輕時崇拜魯迅，越到年長越體會到魯迅先生的可貴。目前中國作家特別需要魯迅先生的敏銳、深刻和堅忍。我喜愛周作人，特就他的文章和性情而言。
記者：對於周家兄弟，你從少年時對魯迅的崇拜，逐漸到對周作人的親近，為什麼會這樣？
王躍文：我崇拜魯迅在前，親近周作人在後，僅僅是閱讀時間的先後，並不意味著審美發生了變化，更不意味著周氏兄弟在我的審美中不能兼容。年輕時我們隻可能讀到魯迅，周作人的文章是讀不到的。周作人的文章之好，我們完全可以超越具體的背景去欣賞。
記者：你認為他們兄弟二人在人格上是否存在一定的矛盾性，你如何解讀？
王躍文：我認為，年輕時他倆是一致的。年輕的周作人也有過為新文化運動鼓與呼的熱血時期，但從力量與深刻而言，從對中華民族反省的深度而言，魯迅的偉大是無可比擬的。
記者：“我早就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因為聽慣了太多的謊言。我曾試著相信自己的眼睛，結果往往看到虛偽和欺騙。現在我隻好相信自己的良心了。”“會不會有一天自己也欺騙了自己呢？果真到了那一天，我就不寫小說了。”你說過這樣的話，現在還堅持嗎？
王躍文：俗話說，說出去的話，潑出去的水。我已年過半百，懂事以來認真說過的話都不會改變。我不會輕信某些堂皇的宣言與鼓吹，我學會了看真相和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