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躍文抱著好玩的心態，與足球周旋。有人問他：如果你可以為足球增加或修改一條規則，你會怎麼做？王躍文鄭重回答：我提議減小門框的尺寸。我們看過很多遺憾的一腳，眼看著要進的球偏偏射在門柱上。我每每恨恨地想，那麼大的球門射不準，那麼小的柱子怎麼射得那麼準呢？
網絡上，這個在朋友眼裏是球盲的人也不忘笑談足球，“阿根廷為什麼足球那麼發達？中國十多億人口的泱泱大國，7000人注冊球員。阿根廷有54萬注冊球員，每25個成年男子當眾就有一個。”他繼續闊論，“阿根廷的氣候非常適合踢球，不冷不熱。但是有時候注意到足球掩蓋了一些東西，南非同一時區的地區非常擔心雇員看球的問題影響工作。我在網上查了下，我個人書籍的銷量在世界杯期間下降了三分之一。”
王躍文常年生活在長沙，他已是這座城市的文化大牌，朋友之約，他盡量捧場。在同班同學的新書發布會上，一位慕名而來的讀者，拿著發布會上領到的書，央求王躍文簽名。“不好吧，這不是我的書。”好脾氣的王躍文最後還是抵不住對方的懇求，認真地在書後簽下他的名字。
王躍文充分感受著這座城市的文化調性與脾氣。“長沙這地方，就是一座快樂大本營。電視節目還有時間段，生活卻是竟夜永晝沒有間斷。有許多人，天南地北，五湖四海，飛到長沙，沒別
的事兒，就是來玩。”“長沙人雖說玩性大，玩的口味也很刁。不好好侍候著，還不跟你玩。長沙的娛樂業花樣百出潮流不斷，都因長沙多的是興會無窮的刁鑽玩家。”在王躍文看來，好玩的人，必是元氣豐沛；好玩的城市，必是生機勃勃。
“有限度地描寫著生活的不堪”
“有一年早稻秧苗剛長得三四寸，天氣驟變寒風呼嘯，我們生產隊男女勞力扯起棉被圍住秧田，田埂上還放了許多火盆。那時的人命賤，社員們通宵站在冷得刺骨的泥水裏，居然沒有人凍死。村上人如今談起這事，說：當時的人蠢得像豬，上麵喊做什麼就做什麼！”2014年9月25日22點，王躍文發出了這樣一條微博，立時跟帖無數。
“真搞階級鬥爭了，災難不降到你頭上，也會降到你親人或朋友頭上；今天不降到你頭上，也許明天就會降到你頭上。”王躍文的感受是深刻的，“我沒出生的時候，父親是個幹部，等我出生父親已是農民了。父親說了幾句真話，提了幾句意見，就被打下十八層地獄。父親不是個一般的農民，他是個戴著右派分子帽子的農民。父親是右派，從小給我很大的心靈創傷。”
小時一旦和小夥伴吵架了，王躍文就怕人家罵他右派兒子。別人學他父親被綁著跪在台上的樣子，王躍文感到很屈辱。那時王躍文總跟著母親去生產隊開大會（地富反壞右沒有資格參加），多次開會回家，推開父親的房門，總能看見裏麵濃煙滾滾，父親的腳邊丟著一大堆煙屁股。“現在想想，那時候的父親是一個被社會拋棄的人，他內心該多麼痛苦！他被打成右派，年僅24歲。我現在覺得更可怕的是，當時像我父親這樣的人，他會真覺得自己有罪。”
王躍文說他從來不崇拜任何人，但崇拜他的母親。“文革”期間，有一次，父親在大會上挨批鬥，母親當場舉手請假。回家取了飯來，衝上台，對跪著的父親說：“毛主席說了，吃飯是第一件大事。你飯也不吃，想自絕於人民？你馬上把飯吃了，好好接受群眾批鬥。”幹部沒有辦法，隻好叫人為父親鬆綁。全場幾百人看著父親跪在台上吃飯。“母親真是個荒誕大師。”多年後，每每回想起這件事，王躍文不勝感歎。
荒誕的劇情繼續上演。“這種卑微的、受壓抑的出身，決定了我是個很守規矩的人。但是，人們印象中，我的小說似乎有些離經叛道，我是一個很不守規矩的人。隻能說，我守規矩，但有些人不守規矩，我反而成不守規矩的了。”王躍文說他從來沒有炒過股。最初是因為文件上說了，國家公務員不準炒股。所以，當所有同事都炒股的時候，他沒有炒股。後來政策改了，說是不準處以上領導幹部炒股。“這時候，我仍然沒有炒股。不是我提為處級幹部了，而是我發現炒股根本就不是我該幹的事。”王躍文跟同事開玩笑說：“第一，炒股賺錢是羊毛出在豬身上，我不想做豬，所以不炒股；第二，炒股本是投資，但中國股民炒股都是消費，而且是高消費。我消費不起，所以不炒股。”
“野獸見得很多，我卻不願意在作品中直接描寫。因為心有不忍。”盡管如此，還是有人指責王躍文把生活寫得顏色過重，“其實我沒有勇氣把真實的生活感受完全呈現出來，不是出於世故的怯弱，而是自己心底不能承受。我害怕描寫黑暗的過程，也不忍把所見的真實的黑暗告訴讀者。有時候，我有限度地描寫著生活的不堪，內心卻壓抑著巨大的痛苦。因為，我知道真相，卻不願意說出來。”
“有教授問我為什麼喜歡用反諷手法，米蘭·昆德拉說，小說就是一門反諷的藝術。但坦率地說，我愛用反諷並非昆德拉教的，而是社會現實教的。我們當下這個社會， 隨處可見的是表麵莊嚴神聖之下的庸碌世俗，冠冕堂皇之下的陰暗卑劣，一本正經之下的滑稽可笑。現實如此，作家想不反諷也難，想不荒誕也難！”王躍文曾在微博裏如此說。
王躍文體會著這種拿捏帶來的尷尬。“人最可悲的是活得不明不白，最可怕的卻又是活得過於明白。後來，我把自己這種體驗寫進了長篇小說《國畫》裏”。在王躍文看來，活得過於明白同活得不明不白間的矛盾和困擾，也是常見的人生境遇，亦即人生尷尬。“社會很複雜，我們會麵臨各種意想不到的挑戰，換言之也就會麵臨始料不及的尷尬。也許，不斷把自己的尷尬寫進小說，也就是同讀者一起體會人生之甘苦。”
今年元旦期間，王躍文回老家，接80歲的父母來長沙。一路好山好水，輕車已過重山。母親不明白為什麼快多了，父親懸掌比劃說：“原來走在弓上，現在走在弦上。”王躍文很是欣喜父親的急智，趕忙將這個對話發於微博。這個吃過很多苦、讓兒子小時候很怕的老人，晚年得以安心享受兒女的貼心照顧。
如今，走在弦上的，還有王躍文的創作狀態，繼《愛曆元年》之後，他新的一部作品正在創作中。讀者眼中王躍文在一步步地自我超越，從類型到質量，但他不認為自己是什麼敢吃螃蟹的人。“我創作太老實，寫作手法老實，對生活的認知也老實。也許，我因為太老實，筆下太過真實，我的小說才會引發爭議。”
對於創作和生活，王躍文說現在他能做到的是“既不自欺，也不裝傻”，“我不激烈，隻是平淡平和地用小說講故事；我也不會莽撞，知道世界變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們每個人，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用自己的綿薄之力來共同改變世界吧”。
[對話王躍文]
尷尬應是人的宿命
“同生活本身相比，作家的想象力永遠是有限的”
記者：你的《國畫》《梅次故事》等小說，不同於張平、周梅森的官場作品中有“反腐敗”的英雄，更沒有拉上“正義戰勝邪惡”的帷幕。你對“寫實”，有自己的處理方式與審美理解？
王躍文：我的這些小說，不論長篇小說，還是中短篇小說，寫的都是生活的日常狀態，寫的都是雞零狗碎、雞毛蒜皮，實在無關宏旨。我不習慣故意構築宏大敘事場麵，不習慣把故事講得離奇曲折，也不習慣故作高深之語，更不習慣虛構不存在的所謂英雄。我注重寫生活的日常狀態，因為這些才是生活的真相，才接近生活的本質。但這些瑣碎的、庸常的生活故事，如果不是通過小說細致地描繪出來，它簡直是毫無意義的，不堂而皇之，上不得台麵，風雅頌都沾不了邊。麵對這樣的生活，我們在現實中沒有心思談論，因為它是無趣的，無聊的。可是，我為什麼會很執著地寫這些呢？因為正是這些無聊無趣的故事，我們每個人無時無刻不在經曆，它消磨著我們的人生，它讓我們變得委瑣、卑下，它讓我們頭顱下垂、膝蓋彎曲。我盡管胸有溝壑萬千，但我寫作是從容的、冷靜的。我的小說之所以流行，也許是讓人們看到了自己生活的真相。雖然，文學的意義並不僅僅在於說出真相。如果要說寫實，我這麼處理生活就是我所理解的寫實。
記者：你曾說“如果要硬規定一個官場文學第一人的話，那我認為是司馬遷。”你理想中的官場文學應具備什麼樣的品質？
王躍文：我被貼上“中國官場小說第一人”的稱呼，我就調侃說中國官場小說第一人是司馬遷。魯迅先生評價《史記》“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前一句是史學評價，後一句是文學評價。魯迅先生這兩句話非常精當。顯然，《史記》主要寫的是官場，而且運用了大量文學手法，完全可以當文學作品閱讀。這不是“中國官場小說第一人”嗎？我沒有理想中的官場文學，因為我根本不讚同用題材給小說命名。如果非得如此不可，那麼《紅樓夢》是青春小說，《金瓶梅》是小三小說，《悲慘世界》是犯罪小說，《戰爭與和平》是軍事小說，《老人與海》是漁業小說，《亂世佳人》是女性小說，《伊豆的舞女》是宣傳日本溫泉的旅遊小說。這不非常荒唐嗎？
記者：你覺得，一個真正官場老手，會怎麼看待官場小說中的所謂官場套路？
王躍文：我沒有就自己的小說采訪過官場老手。但是，很多官場中人看了我的小說，都說寫得真是那麼回事。我沒有刻意在小說中寫所謂官場套路，而是真實地描寫現實官場的生態，反映官場中人的人生際遇、人格裂變及人性悲劇。我寫的是隱形狀態的真實官場，而非顯性狀態的虛假官場。顯性狀態的官場在會議上，在文件上，在報紙上，在電視上，但往往是虛假的。不正常的官場才是如此。既然說官場，肯定就是不正常的。翻開漢語詞典看看，官場本來就是個貶義詞。但是，我相信時間會改變一切，我們等待官場的變化吧。當官場不再被稱為官場，國家就好了。相信有那麼一天，中國人會很平和地說到政府、國家，而不再使用官場這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