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太現在對於村裏的大事小事，有著極大的參政議政的熱情，積極關心著左鄰右舍的點點滴滴，但是，村子裏大概沒幾個人會關心老太太的存在。或許某個清晨，老太太忽然死了，她的子女們忙活上幾天，村子的上空會響起幾聲鞭炮聲，煙霧飄搖，村子又恢複平靜。
也許一個生命的存在性，並不傾向於其普通的過程。
聽爺爺說，一百年前，在我腳下站著的地方，曾經發生過一起命案。
當時是早晨七點，院子裏的大人們都起來了，小孩子們也都上學去了。當一切看上去隻是一個普通的日子時，屋子裏跑出一個男人。男人手裏拎著一隻老鼠，情緒有點激動，嚷嚷著要殺死這隻老鼠。他命令女人去屋裏拿酒精出來，然後往老鼠身上澆，順手拿下嘴裏的煙頭，往老鼠身上扔去。瞬間，那隻老鼠就成了個火球。聞訊出來看熱鬧的大人們為眼前的景象歡呼著，好像這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情。那個搖身一變成了火球的老鼠，此時已經竄到了樓上，樓上常年無人居住，一排房間放滿了冬天收割回來的幹柴。一個奔跑的火球從幹柴中穿過，不一會兒，樓下的大人們看見頭頂飄出煙來，本來懷著的慶祝的心情已驟然停止，轉臉變成了慌亂無措。其中一個大人率先叫喊著救火，人家紛紛開始衝進房間，有的搶出一些東西，有的甩著鐵桶衝向附近的水井。不一會兒，大人們覺得局勢已定，便扔下鐵桶，齊力搶救重要的東西。些後，大人們整齊地站在空地，身邊是他們認為的重要的家當，表情一致地望著火海。事情就這樣結束了，那一天也因此成了不那麼普通的一天。
這隻悲壯的老鼠，被傳誦了一百多年。
兩棲類在電話裏說要來看我，我不知他如何得知我回來的消息。我說我又不是病人又什麼好看的。他“嗬”了一聲掛了電話。兩棲類是我給他取的綽號，他真名叫梁小雷，因為他會遊泳，我不會。在我心目中會遊泳的就是技術型人才。看著他在水中歡快地遊動的身體，腦子一歪，便叫他兩棲類了。通常情況下我不喊他的綽號，隻有在某種特定情況下才喊。
我跟小雷從小學到高中都在一個學校，跟他在性格上屬於兩個不同的流派。這一點小雷也同意。他知道我偶爾喜歡寫寫東西，便把我歸類於藝術範疇。他老說，你們搞藝術的就是鳥事多。對於這一點我沒有表示反對，因為從學校出來之後的人生軌跡來看，我的節目確實挺豐富的，而他幹工程一幹就是五六年。一個人會跟另一個人成為朋友，是因為他們相互承認彼此的價值觀。人隻會親近承認自己的人，遠離否定自己的人。於是世界上的人豐富多彩，品種繁多。我跟小雷的關係也遵守這個規則。
那天我在井邊打水，聽到一輛摩托的馬達聲由遠而近。我抬頭，看見小雷戴著墨鏡，頭發在空氣裏飛舞著，好像是來消滅我的。車在我旁邊停下，他摘下墨鏡說：“哎，小夥子變帥了。”
我們在陰冷的房間裏坐著，陽光被前麵的四層小洋樓給遮住了。小雷說：“我們去打台球吧，不知你小子的球技有沒有長進。”我說：“在外麵都沒機會打。”就這樣，我坐在他摩托車後座上飛駛了兩分鍾，來到村口的超市。時間已近傍晚，天色昏沉，我們要求老板開燈。燈一開，桌上的球已放好。小雷打了一個漂亮的開球。看著一堆整齊排列緊靠在一起的五顏六色的圓球在白球的衝擊下四處流竄，有一種說不出的美感。
我曾想在自己的住處的某一個房間放一張球桌，這個想法實現起來有些難度。一是如果我有一個房間專門存放一張球桌，說明我需要有很多房間。二是會在住所放球桌的人一般都是些有點閑錢的生活在城市邊緣的成功人士。這兩個條件我對來說有些高遠，當然也有可能某一天這兩個條件都具備了，放球桌的想法卻沒了，我可能會放別的東西。人總是善變的。
活動結束，小雷說要去吃燒烤，就著夜色我們來到村子對麵的馬路邊。近幾年政府把土地收了去蓋了很多工廠，於是有了很多外來人口。那些深夜下班的青年男女便是這燒烤小攤的主要消費群體。小雷要了兩隻雞爪，一根香腸，一條魚，一把青菜。我要了兩串藕片，兩串香菇，一條魷魚。交待完食譜，我們坐在小攤邊上的椅子上，看著攤位上空飄蕩的白煙。
小雷對老板說來兩瓶啤酒，我說我不喝啤酒，他沒理我。頓一頓說：“你煙也不抽，酒也不喝，像個男人嗎？”麵對這樣的質問我感到無比自卑。我想如果放在古代，小雷就是一條橫眉怒目的熱血好漢，我就是一枚四肢無力的文弱書生。
兩瓶啤酒，分別放在我和小雷麵前。食物陸續上來了，兩隻雞爪在他的嘴裏翻滾著，不一會兒跑出幾根骨頭，餘下的食物也在同樣的節奏中被消滅了。聽著啤酒在小雷的喉嚨裏奔湧直下的聲音，我靜靜地吃著自己的食物。小雷大擘一揮：“老板，再來一瓶。”第二瓶喝到一半，他的眼睛有些泛紅。人一喝酒，身邊又正好有值得信賴的人，便會吐露心事。小雷移了移身子悄聲問我：“你有女人嗎？”我應了一聲。小雷表示驚訝：“你這悶驢也會有女人喜歡？”我瞪了他一眼沒說話。小雷繼續問：“那你有跟女人睡過覺沒有？”我看了他一眼，又應了一聲。小雷意味深長地歎了口氣，接著問：“跟女人睡覺是一種什麼感覺呢？”我又看了他一眼說：“你讓我想想。”隨即我舉起酒瓶，喝了一大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