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裏，亞當·斯密為中國描繪的是一幅發展內需的大國模式景象，但我們從中不難感覺到：產業的支撐源於人們的消費需求，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產業差異正意味著區域合作和貿易往來的機會。
那麼，北京消費新增的需求到底在哪裏？根據最新數據顯示，截止到2011年11月，北京市已連續三年成為國內最大的消費城市，在“十一五”末，北京市社會消費品零售額達到了6229.3億元，是“十五”末的2.1倍。“十二五”時期，北京提出要將零售額目標提高到1萬億元，力求達到世界城市消費規模。
作為京津冀地區當然的消費中心，從北京每百戶家庭耐用消費品的擁有量來看，除汽車外，空調、電視、手機、洗衣機等商品的普及率都已與發達國家相差不多。但這並不是說北京大額的消費已經飽和，北京居民大部分從事第三產業，收入高，消費水平也很高，消費結構不斷升級，服務性消費加快增長，北京居民花錢買享受、買時尚、買輕鬆、買健康的服務性消費已占27.6％，以此為特征智能服務、旅遊度假、休閑體驗、文化創意等也成為快速增長的新型消費，而這些消費的市場卻不僅僅局限在北京，甚至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這恰好給了“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周邊城市服務配套北京，發展新興產業的一次重要機會。
京津冀的產業結構如何在消費引導下以此為中心進行社會化分工協調合作呢？
一般來講，產業結構既是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標誌，又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適應消費結構的變化去優化產業結構，才符合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具體到京津冀三個省市，北京作為全國的首都，無疑也是全國的消費中心，北京服務業占有絕對比重的事實也證明了北京消費能力的巨大，但在75％的服務業中，北京的產業結構依然存有巨大的優化空間。以精神層麵、享受層麵的高端需求為例，北京目前在這方麵的場所設施尚存有較大的差距。
事實上北京市已經為此在進行服務產業的結構優化，比如為滿足人民群眾的文化需求，提出在中軸路建設130多個劇場群，但隱藏在背後的一個問題也不容忽視，承載北京消費增長的空間有限，高端需求的增長，一方麵因服務經濟的蓬勃發展促進北京的工業製造業逐步向更高端的現代製造去發展，另一方麵一些中低端的消費需求逐步被排擠出來，亟需找到新的承載區域進行發展。
承載北京消費需求產生的經濟外溢，正是天津、河北等地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
事實上，天津作為中國四大直轄市之一，也是中國近代工業的發源地，航空航天、石油化工、裝備製造、電子信息、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輕紡、國防科技八大優勢產業已經支撐起了一個北方的製造業中心。而天津製造業的快速興起，不僅可以為北京疏解的工業產業找到新的承載區，也能為北京發展高端消費需求所需的產業生產製造提供相應的配套。
而河北省多年的發展事實表明，其已經成為服務京津的重要原材料支撐地，據此發展起來的交流物流、能源、農產品深加工等產業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基礎，如在這方麵加以政策扶持，這不僅可以和北京、天津的產業構成互補、形成合理的資源配置，還可以成為帶動河北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
實際上，要形成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首都經濟圈，采用行政的強製手段顯然並非一種上策，而用市場化自然演變的方式，依據消費的需求規律形成自發的互補，政府再出台相應的政策加以引導，才會真正形成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態勢和格局。
（作者單位：北京工商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