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層麵，移民基本上屬於社會底層，他們大多聚居在遠離主流社會的城市郊區，缺乏與本土居民的交流互動，淪落為被遺忘的邊緣群體。這種局麵的形成和法國最初安置移民的方式有關。二戰後法國社會普遍將來自北非等地的“外來務工者”視作“暫時需要、臨時逗留、遲早要離開的過客”而集中安置在郊區的簡易客棧、工棚等臨時性駐地；移民家屬到來後則定居在麵向低收入群體的郊區廉租房，致使移民群體長期與主流社會相隔離，形成了高度封閉的移民街區。[3]這種狀況直接影響到移民子女的教育：法國在基礎教育領域施行“就近入學”原則，在該原則下，移民子女隻能就讀於師資力量遠弱於本土街區的移民街區，並且受家庭經濟條件所限，難以通過移居主流街區而進入擁有優質教育資源的學校，學業失敗率高於本土居民子女。基礎教育的不公又導致了高等教育的不公。調查表明，作為草根階層，移民子女進入名校、從而獲得較多較好就業機會的人數遠少於主流特別是精英家庭的子女。
經濟和社會維度的融入困難互為因果、互相作用，使移民陷入了貧困代際相傳、階級日益固化的惡性循環。就業困難導致移民的居住環境和經濟條件難獲改善，進而導致移民子女難以享受優質的教育資源並憑此獲得好的就業、提升社會等級。移民子女看不到出路，便通過打砸搶燒等暴力行為來宣泄對主流社會的不滿，把移民街區變成了犯罪率高、治安差、讓人望而卻步的“問題街區”，加劇了它的封閉和走向貧民窟的速度。移民街區的閉塞和欠安全反過來又製約了它在教育領域的改善——沒有教師願意執教於這樣的街區……
二、文化層麵的融入失敗
移民的融入困難突出體現在文化層麵。法國對移民施行同化政策，即不承認移民的少數族裔地位，要求其放棄文化和宗教特性，整合進主流民族，認同法蘭西共和國的價值觀。該政策脫胎於大革命時期法國在構建現代民族國家即法蘭西共和國的過程中所確立的“共和同化”原則：當時的革命政府因擔心地方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的分離和分裂主義傾向而禁止語言和文化的多樣性，通過世俗化和強製推廣“國語”——法語等文化建構手段來推行一元文化，以達到弱化地方和族群認同、培養共和國歸屬與認同的目的。典型的例子是對位於西部邊陲的布列塔尼[4]采取了堅決的“去布列塔尼化”和“語言清洗”運動，強迫布列塔尼語退出中小學教育，用法語取代之。“同化”政策對克服法國境內的離心傾向、建立統一的現代民族國家發揮了關鍵作用，鑒於此，法國直到2008年都不承認境內的若幹少數民族語言，長期拒絕在以保護語言多樣性為宗旨的《歐洲地方和少數民族語言憲章》上簽字。大革命還確立了人人平等的原則，杜絕按照族裔、宗教等屬性將國民劃分為多數和少數。
基於以上兩方麵原因，“同化”即“法國化”成為法國對待包括移民在內的“他者”的基本態度。但是，宗教和文化有著天然的凝聚力、感召力和向心力，內化於相關族群成員的血脈之中，很難人為抹去或者在短期內強製改變，因此“同化”政策盡管在曆史上對於和法國同宗同源的歐洲籍移民而言較為有效，但是對在宗教和文化傳統上與法國大相徑庭的穆斯林移民而言則基本失靈。穆斯林移民同化起來較之歐洲籍移民困難得多，引起法國社會的不安；穆斯林移民的一些傳統或習慣，盡管隻是一部分人乃至少數人的習慣，如戴“穆斯林頭巾”[5]，在部分政客出於選戰目的而進行的放大和渲染下，成了對共和國“世俗化”的主流價值觀的不認同乃至挑戰，引起法國社會“法蘭西行將穆斯林化”、“伊斯蘭將消解、顛覆西方文明”的擔憂並被立法嚴禁，引發了穆斯林移民的普遍不滿和抗議，導致了他們和主流社會的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