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兩國坦然直麵分歧，積極化異求同
過去半個多世紀，著眼大局、求同存異一直是中印處理雙邊關係的重要原則，旨在為冷凍、管控、隔離兩國的重大分歧，優先發展其他領域的合作關係，為未來解決兩國矛盾與分歧創造條件。但近年來，中印雙方同時意識到，通過溝通和對話、協商解決兩國之間爭端是增強雙方戰略互信、推動雙邊關係邁上新台階的重要途徑。兩國在繼續挖掘和擴大利益彙合點的同時，以積極姿態推動縮小或解決兩國分歧。基於上述思路的變化，近年來中印關係在一些所謂的“雷區”取得了一定突破，關於邊界問題的新機製、戰略經濟對話、海上安全對話等均已啟動，兩國反恐對話、國防對話、就阿富汗和中亞等地區問題磋商，亦有條不紊推進。在邊界問題上，盡管解決該問題還需要多方麵的條件儲備，目前有利變量也還不夠多，但近來兩國解決邊界問題的意願和實際努力都明顯加強，對維護邊界地區和平與安寧的重要性認識加深，避免邊界問題綁架兩國關係的意願更趨強烈。擺脫曆史遺留問題的牽絆，把主要精力放在國家民族複興大業上，日益成為兩國高層最大的交集和公約數。
四、兩國聯手打造多邊合作夥伴關係，互壯聲勢
多邊舞台的國際合作是中印關係的新增長點，雙方都在努力夯實中印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兩國發展過程中都受到西方主導的國際體係的壓迫。中印等新興發展中大國日益在全球治理領域互壯聲勢，相互配合，維護各自未來的發展空間。近年來，兩國在氣候變化、反恐、糧食、能源安全等全球性議題上的合作亮點突出。雙方在地區熱點問題和互聯互通方麵的利益共識越來越多。中印在多邊舞台合作與互動，大大豐富了雙邊關係的戰略內涵。為因應中印關係新的發展趨勢，兩國應牢牢把握雙邊關係的三個定位：一是要做更加緊密的發展夥伴，排除冷戰思維和零和遊戲，共同實現民族複興。二是要做引領增長的合作夥伴，分享發展經驗和發展紅利，攜手推進亞洲繁榮振興和亞洲新安全觀。三是要做戰略協作的全球夥伴，推動亞洲戰略安全和穩定，推動國際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4]
五、兩國共倡“地緣文明範式”，交流互鑒
中印文明底蘊深厚，文化交流貫穿始終，未曾中斷。美國印度學者譚中提出中印關係應回歸“地緣文明範式”，很有啟發性。與基於“自己vs.他人”且植根於軍力、領土、同盟等四項的“地緣政治範式”不同，“地緣文明範式”提倡基於“自己vs.自己”，追求所有人類的公正、平等和多樣性。中印聯合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也是基於東方文明的獨特基因。近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就中印關係提出四點建議，主張推動中印關係同國際大勢相結合，推動中印關係同各自發展需求相結合，推動中印關係同兩國複興進程相結合，推動中印關係同振興東方文明相結合，賦予中印關係新的內涵和視角。2013年印前總理辛格在中共中央黨校演講中，提出中印關係的“七巧板原則”即“七項原則”，主張以“編織精美掛毯”的手法來“譜寫印中關係未來更加壯麗的篇章”。2014年7月，印總理莫迪在巴西與習主席會晤時稱中印兩國是“兩個身體、一種精神”。同年9月在習近平主席訪印期間，莫迪還倡導中印關係“從英寸邁向英裏”（InchtowardsMiles）的新理念，其中Inch代表印度和中國，Miles意指“印中攜手千禧年”（MillenniumofExceptionalSynergy）。[5]《中印關於構建更加緊密的發展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進一步明確中印關係的“發展”性質，即“發展夥伴關係應成為兩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核心內容”。[6]總體而言，中印文明均重視倫理、道德及自省等層麵，能給“叢林法則”大行其道的近現代國際關係史抹上一筆柔和、人性的色彩。
推動“中印關係模式”
主要切入點
隨著經貿、政治和安全關係的深入發展，中印雙方需要協調處理的細節問題越來越多。要打造並向外推廣“中印關係模式”，兩國尚需做更多的基礎性工作。
一、淡化恩怨，準確定位和協調各自核心利益
中印是世界上少有的陸地邊界還未正式劃定的大國，邊界談判進程從20世紀80年代持續至今。邊界問題是西方殖民者遺留給雙方的包袱，成為不時挑動兩國人民神經的一根刺，也時常被外部所利用，牽製了兩國政府較多精力，對雙邊關係的發展仍將產生決定性影響。目前，兩國在邊界問題上的立場差距不小，解決該棘手難題不隻需要高超的談判技巧和外交智慧，更需要兩國從戰略高度來看待和處理該問題，需要相互妥協的勇氣和引導輿論的能力，同時也需要國際環境的積極變化加以配合。考慮到該問題的高度敏感性，兩國應在保持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縮小在邊界實際控製線問題上的認知差距、擴大兩國邊貿往來等方麵多做些工作。在新的曆史條件下，以武力解決邊界問題永無出路，唯有通過耐心、艱苦、互諒互讓的和平談判，才能最終形成一條清晰的、同時獲得兩國人民認可的友好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