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事務中，中非擊敗了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和非洲內部事務的幹涉，維護了各自國家的利益。如在中國核心利益的人權和台灣問題上，以非洲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給予中國有力支持，從而十多次挫敗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提出反華人權提案和台灣當局所謂“重返”聯合國及“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圖謀，維護了中國的主權和利益。在重大國際事務中，中國與非洲國家相互支持，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的發展。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中，仗義執言，捍衛和支持非洲國家的合法權益和合理主張，反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非洲內部事務的幹涉。為維護非洲地區的安全與穩定，中國“迄今已參與16項聯合國在非洲的維和行動，目前在非洲共有1800餘名維和人員”，是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中派出維和人員最多的國家。
2000年中非建立了“中非合作論壇”多邊合作機製，不僅把雙方夥伴關係提升到戰略層次，而且為中非共同建立長期穩定、平等互利的新型夥伴關係，謀求共同發展構築了框架。隨後確立了三年一次的部長級會議機製。在已舉行的五次論壇會議中，每次會議都對未來三年中非在政治、經貿、社會發展等各個領域的全麵合作製定規劃，會後通過具體《行動計劃》予以落實。2006年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把中非新型夥伴關係提升到政治上平等互信、經濟上合作共贏、文化上交流互鑒的新型戰略夥伴關係的層次。在中非合作論壇框架內，中國與非洲國家建立了各個領域的合作機製，加強了雙方全方位、多層次的合作。此外，中非還在全球氣候變化談判等諸多功能領域進行了有效的合作。冷戰結束以來的二十多年裏，中國與非洲國家的雙邊和多邊互動進程，增加了中國作為國際體係中一強的力量。
當今的世界政治經濟體係
與中非合作的理性選擇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深刻影響著當前的世界政治經濟。世界體係的結構困境導致世界各國難以幸免。金融危機的後果首先在美國蔓延，接著引發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進而導致中東北非的亂局。目前，正在使近年來被稱為世界經濟發展引擎的新興經濟體的發展速度減緩。
全球金融危機導致世界經濟關係出現一個重大變化：全球經濟治理由中心國家的協調治理向中心—外圍國家合作治理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以美國主導世界經濟的協調和發展為核心的布雷頓森林體係在20世紀70年代初發展為“七國集團”機製。該機製維護了中心（發達）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保證了此後30年世界經濟秩序的穩定和世界經濟的發展。進入新世紀之後，“七國集團”（“八國集團”）試圖將該機製打造為全球經濟治理的中心。它們象征性地邀請了五個發展中大國以及與年度會議主題相關的一些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加入“八國集團”的非正式對話（即“南北領導人非正式對話”），但無論是會議議題的確定，還是會議的決策，都把這些與會的發展中國家排斥在外。其目的在於以此方式既解決其代表性不足，又能維護中心（發達）國家在世界經濟體係中的主導地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為使中心（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盡快擺脫困境，美國提議將1998年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而建立的“二十國集團財長會議”提升為“二十國集團峰會”作為全球經濟治理和協調的中心。這樣，十個發展中的新興經濟體成為了該機製的正式成員，與中心（發達）國家共同參與全球經濟的協調與治理。正是在新興經濟體的合作和協調下，美國開始走出經濟危機的低穀；也是在這個機製下，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提高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的份額和發言權。
然而，世界經濟關係的上述變化，並沒有改變當今世界政治經濟體係及其結構。第一，以新興經濟體為代表的多強力量的發展，雖實力加強，但並未改變一超多強的世界政治體係結構。表現在：其一，美國仍然是當今世界實力最強的國家。就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而言，其他多強難以與之抗衡。其二，美國仍在把世界政治納入自己稱霸全球的戰略軌道。新世紀以來，美國借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兩場戰爭，完成了自己在全球的戰略部署。由於2008年的金融危機，美國難以支撐在這兩個國家龐大的軍費開支，宣布從這兩國撤軍，並提出了“亞太再平衡戰略”，重返亞太，支持所有與中國不睦的鄰邦，挑起事端，以遏製中國的崛起。其三，世界政治的民主化程度有所提高，但中心國家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仍在發展中國家中施虐。美國等西方國家奉行的權力政治邏輯仍主導著國際事務，美國在朝核危機、伊核問題上，在中東和平進程中，在阿富汗、伊拉克重建問題上，在北非和敘利亞的亂局中都居於主導地位。中心（發達）國家一直以人權、人道、良治為由幹涉發展中國家的內部事務。在西方的幹涉下，阿富汗、伊拉克、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等國的亂局至今難以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