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拉關係新發展模式的特色之三是雙方共同製訂合作規劃。中拉論壇首屆部長級會議就通過了《中國與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合作規劃（2015—2019）》。製訂合作規劃這種方式在以往中國和拉美國家的雙邊關係中已經采用過，如今將它運用於中拉整體合作之中其含義已經有了變化。其一，規劃體現了中拉全麵合作的內涵。例如，2015—2019年的合作規劃就涵蓋了政治與安全、貿易投資金融、基礎設施、能源資源、工業農業、科技創新、人文交流等13個重點合作領域，以及在中拉論壇總框架下適時舉辦多個專門領域的分論壇等，既涵蓋了雙方原有的合作領域和重要合作項目，又體現了在全麵合作框架下合作領域的大大拓展。其二，規劃反映了各參與國的合作需求。規劃是雙方共同協商製定的，彙聚了各參與國的合作需求，既體現了整體合作的精神，也提供了雙邊合作的選擇。其三，規劃就如同一個中期合作綱要，既可為各國政府部門製訂合作計劃提供指導，也可為廣大企業界參與合作進程提供指南。其四，以規劃所提供的廣泛合作領域與合作項目為基礎，可以比較容易地篩選出一批見效快的項目並盡早啟動，以爭取早期收獲；可以從中選擇一些有共性需求的項目，經過進一步的協商、論證，逐步確定一批影響麵廣的大型合作項目。
中拉關係新發展模式的特色之四是雙方經貿合作的進一步拓展與深化。經貿合作始終在中拉關係發展中占有突出重要地位，一直受到雙方高層領導的重視。習近平主席2014年7月在巴西利亞與拉美、加勒比領導人會晤時提出的“1+3+6”合作新框架，在此次會議通過的2015—2019年合作規劃中已得到初步落實。“1+3+6”的合作新框架集中體現了中拉經貿合作的擴大與深化，在時間節點上也可謂“恰逢其時”。例如，進入新世紀以來，中拉貿易經曆了十多年的高速增長。然而，雙方貿易額於2012年達到2612億美元的峰值後，已連續三年在2600億美元左右的水平上徘徊。這個現象固然與某些短期因素的影響直接相關，但從根本上講，還是反映了雙邊貿易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即繼續依賴雙方原有的比較優勢已顯得驅動力不足。擴大雙方相互投資與生產合作，是克服目前雙邊貿易徘徊局麵的根本途徑。習近平主席提出以貿易、投資、金融合作為動力，推動中拉產業對接，以“三大引擎”取代原來單一的“貿易引擎”，是繼續深化中拉經貿合作的必然選擇。目前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三大對外投資國和資本淨輸出國，逐步擴大與拉美投資、金融合作也是必然的趨勢。經濟全球化進程表明，正是生產領域跨國合作的發展推動了國際貿易的快速增長。
中拉關係麵臨的
新態勢、新挑戰
據筆者觀察，習近平主席提出以能源資源、基礎設施建設、農業、製造業、科技創新、信息技術等六大領域作為重點合作領域，既是深化中拉經貿合作的重要切入點，也符合拉美、加勒比國家當前產業結構調整的現實需求。最近三十多年，拉美地區經濟發展經曆了較大的曲折。20世紀八九十年代，拉美國家通過經濟改革實現了兩大轉變，一是由內向發展（進口替代工業化）向外向發展的模式轉換；二是由國家主導型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體製轉型。但是，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由於債務危機、“去工業化”現象等不利因素影響，80年代拉美經濟處於衰退狀態（即“失去的十年”），90年代經濟增速依舊低迷。2003—2008年，在能源、礦產及部分大宗農產品出口快速增長、價格大幅提升的推動下，拉美經濟出現強勁擴張。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這個擴張周期隨之結束。雖然拉美國家利用經濟擴張期間積累的外彙儲備有效地應對了這次國際危機的衝擊，但自2011年以來地區經濟又處於持續下行態勢。上述過程表明，拉美國家依然未能形成一種適應當前內外環境的新的經濟增長方式，其中產業結構調整和基礎設施建設的“雙重滯後”更具有關鍵性。聯合國拉美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分別於2010、2012、2014年連續發表三份長篇報告，係統論述拉美國家的產業結構調整問題，提出重振製造業、恢複產業政策、重視科技創新、加大發展新興產業力度、加速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出口商品的附加價值和出口競爭力、強化地區性生產合作和形成區域價值鏈條等一係列政策建議。[2]基於上述背景，可以看到，中方提出的六大重點合作領域，在支持拉美國家繼續發揮其能源資源優勢的同時，與拉美國家現階段產業結構調整的主要需求是高度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