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關於政黨外交的功能和作用。學者們大多認為，政黨外交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麵：一是政黨外交有助於奠定國家關係的基礎。二是政黨外交能夠彌補政府外交的缺位。三是政黨外交能夠樹立黨和國家良好的國際形象。四是政黨外交能夠推動黨的自身建設。
（四）關於政黨外交的中國特色。學者們認為，與其他形式的外交比較，中國特色的“政黨外交”有以下突出特點：一是注重從國家總體外交出發，將政黨交往工作滲透到國家外交的具體實踐中。二是將政黨外交置於黨的事業中，不斷提高黨的對外工作的目的性和實效性。三是注重在堅持黨際交往四項原則基礎上，超越意識形態，推動不同文明、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對話與交流。四是注重發揮政黨外交在提升中共良好國際形象和國家軟實力、推動建設和諧世界中的獨特作用。也有學者總結了中共對外交往的五大特色，即交往對象的開放性、交往原則的平等性、交往內涵的務實性、交往效果的前瞻性、交往形式的靈活性。中聯部有關學者撰文認為，中共對外交往具有高層次交往、預防性外交、前瞻性調研、戰略性對話、基礎性工作等五大特點和優勢。
二、關於中共幾代領導人黨際交往思想的研究
中共幾代領導人黨際交往的思想和實踐一直是學者們關注的重點，發表了大量的相關文章。如陳立中的《中蘇論戰期間毛澤東黨際關係原則論析》、許屹山的《建國後毛澤東黨際關係理論及實踐》、王明華的《鄧小平黨際關係思探析》、謝增壽的《鄧小平對黨際關係理論的曆史貢獻》、曹天祿的《鄧小平新型黨際關係思想探析》、魯娜的《鄧小平關於黨際關係的新思路》、劉小燕的《鄧小平江澤民黨際關係思想之比較》、餘仕勇的《論江澤民的新型政黨外交觀》等。這方麵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對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中央領導對黨際關係理論的曆史貢獻，也有為數不多的文章專門論及周恩來、劉少奇、王稼祥、耿飆等對黨際關係理論發展的貢獻，如徐行的《周恩來的黨際關係思想及其當代啟示》、戴秉國的《試論劉少奇黨際關係思想與實踐》、許鳳林的《王稼祥的黨際外交思想述論》、王家瑞的《耿飆同誌為發展黨的對外工作作出重要貢獻》等。
關於毛澤東的黨際關係思想，有學者認為，毛澤東的相關思想主要體現在：一是堅持獨立自主的黨際交往原則；二是強調黨與黨之間要相互尊重和平等相處；三是主張黨與黨之間要彼此諒解和互利互讓。四是認為黨與黨之間要團結協商和求同存異。關於鄧小平的黨際關係思想，有學者認為，其貢獻在：一是提出處理黨際關係的四項原則；二是倡導結束過去、開辟未來、一切向前看；三是主張超越意識形態發展黨際和國家關係。四是強調發展黨際關係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服務。關於江澤民的黨際關係思想，有學者認為，其貢獻在：一是堅持黨際交往四項原則不動搖；二是主張開展全方位的黨際交往；三是強調通過黨際交往促進多領域合作。關於胡錦濤的黨際關係思想，有學者認為，其貢獻主要有四：一是提出黨的對外工作是黨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二是主張黨際交往服務於國際國內兩個大局；三是強調為推進黨的建設提供智力支持；四是倡導黨際交往要致力於樹立黨的良好國際形象。
三、關於中共對外交往的原則、經驗、規律等宏觀問題的研究
這方麵的研究文章比較多。在交往原則方麵，主要有“四原則說”，如李宏在《論政黨外交應遵循的基本原則》一文中提出，政黨外交應遵循四大原則：尊重並遵守當代國家外交的基本原則、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超越意識形態的原則和互利共贏的原則。在交往經驗方麵，主要有“五經驗說”，如餘科傑在《論中國共產黨政黨外交的基本經驗》中總結了中共對外交往的五條經驗，即堅持把馬克思主義黨際關係理論與黨和國家的具體實際以及時代特征相結合，用中國特色的黨際關係理論和政黨外交思想指導實踐；區分黨際關係與國家關係，使黨際關係服從和服務於國家關係，以國家利益作為黨際交往的最高準則；既堅持黨際關係四項原則，也堅持國家關係中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超越、淡化意識形態，並不是放棄意識形態追求，而是為了更好地實現意識形態利益；堅持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堅持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相結合。在交往的規律方麵，主要有“四規律說”：黨的對外工作必須堅持科學的指導思想、必須準確把握時代特征和世界發展大勢、必須服務於黨的中心工作、必須遵循正確的黨際關係原則。此類研究，總體上比較宏觀、籠統、寬泛。
四、關於中共與地區和有關重要國家的黨際關係研究
中國共產黨與地區和重要國家的政黨關係是近年來政黨外交研究的新領域，集中刊發了不少成果。主要成果有吳誌成、王天韻的《中國共產黨對歐交往的曆史回顧與思考》，王翠文的《中國共產黨對拉丁美洲交往的曆史進程及啟示》，張睿壯、劉豐的《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年來的對美交往》，高雅的《中國共產黨與阿拉伯國家政黨外交研究》等。此類論文既回顧了中共對相關地區和國家交往的數十年曆程，又得出了幾點深刻的啟示，具有一定的理論深度。但缺憾是目前這方麵的成果隻研究了中國共產黨與部分地區和國家的政黨交往，對於中國共產黨與東南亞、非洲等地區的政黨交往，囿於資料所限，國內很少有公開成果出現。
五、關於新時期政黨外交麵臨的機遇、挑戰和目標任務的研究
綜合學者們的觀點，在新時期，中共對外交往主要有三方麵機遇：一是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曆史性變化，為中共對外交往提供了難得機遇。二是全球性問題日益突出、政黨國際組織影響上升為中國對外交往提供了廣闊的舞台。三是政黨在各國政治生活中的影響日益增大、重要性持續上升，為中共開展對外交往提供了有利條件。關於中共對外交往的製約因素，學者們認為，主要有二：一是意識形態差異分歧以及認知偏差仍是製約中共開展政黨外交的重要因素；二是部分政黨組織結構鬆散、政黨經費拮據是製約一些外國政黨與中共開展交往的重要因素。關於新時期中共對外交往的目標和任務，學者們認為主要有三方麵內容：一是積極主動為國家總體外交服務。通過建立和發展新型黨際關係，促進和鞏固國家關係，積極支持和配合我總體外交在國際舞台的鬥爭。二是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通過政黨渠道，促進對外經濟技術的交流和合作。三是為鞏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服務。通過加強與世界各國政黨在治國理政經驗方麵的交流，提高中共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