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計劃經濟年代，公有製作為唯一的經濟形式存在，雖極大抑製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阻礙了企業潛力的充分發揮，但作為一種相對均衡的經濟發展模式，在社會主義大家庭的背景之下，企業內部自然建立起一種相互信賴、相對平等的人際關係結構，對國民經濟健康發展起到了良好的促進作用。尤其是在一窮二白的建國初期，“個人利益、集體利益必須絕對服從國家利益”，在這種集大同的社會化認知主導下的具體生產關係，為基礎薄弱的建國經濟快速實現原始積累提供了保障。
一、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後，利益格局出現嚴重“一邊倒”，催生了企業內部人際關係結構的失衡
改革開放初期，市場發育尚不成熟。尤其是實行政企分離後，一方麵由於配套的產權製度改革未能跟上，政府對國有資產的監管弱化；另一方麵，部分企業經營者的民主觀念淡泊，有意削弱企業職工的民主權力，導致企業內部的民主管理職能萎縮，無形中使經營者手中的權利極度膨脹。頭上沒了“緊箍咒”，在近乎真空的狀態下，權力天平開始出現嚴重傾斜，最直接的體現就是與職工的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在多數國企經營業績普遍不佳、部分企業甚至嚴重虧損，職工工資平均漲幅極其有限的情況下，經營者的工資性收益卻鶴立雞群、一枝獨秀，連續不斷地翻番。與職工的收入差距已由改革初期基本相近，到現在相差幾倍，乃至幾十倍，大大超出了經濟增速的合理預期。
如果企業的經營者們能將國家付予的權力，一門心思用在企業發展上，為國家創收，為職工謀利，適當拉開分配差距倒也無可厚非。但是在長達三十年的改革實踐中，企業家們的實際表現又著實令人不敢恭維——一度在改革中唱主角的國有企業，已逐漸從改革的前台退到了幕後。大批國有企業關閉破產，大批國有資產流失，大批國企職工下崗再就業。時至今日，很多內在結構性矛盾依然製約著國企經濟的健康發展。一些企業至今仍未能逃脫新項目投產開業之日，便意味著即將到來的停產的怪圈。“斷奶”都已經三十載了，卻遲遲未能“而立”。
究竟是什麼製約了國企的發展，難道國企改革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支付如此高昂的成本？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三十年的改革實踐充分證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是附合客觀經濟發展規律，又適應我國具體國情的改革舉措，幾乎在所有領域，改革都獲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得到了舉世的公認。
既然宏觀經濟的白璧上麵隻有國企這一塊微瑕，那我們不妨沿著國企經濟的微觀層麵，去具體透視一下國企內部存在的問題。
改革初期，許多企業經營者沒有真正理解“中國特色”的深刻含義，正確認識和處理改革過渡階段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特殊矛盾，因勢利導地製定相應策略來理順內部關係。而是盲目崇拜西方的所謂先進經驗，錯誤地認為過去的一切都已經過時，必須全部推倒重來。幹群關係當然也不例外，為了標榜自己“思想解放”，甚至不惜將教科書中介紹資本家用以壓榨工人階級的反動作法，作為真理來崇尚。勞動者在他們眼中，已從過去的企業“主人”變成了被奴役的對象。自己今後再也無須夾著尾巴當“公仆”了，開始儼然以“老板”自居。從一個極端步入另一個極端，以人為本的思想早已被他們忘諸腦後。
“砸三鐵”的呼聲過後，職工的鐵飯碗很快被經營者砸碎。可他們自己呢？鐵飯碗不僅沒被砸碎，還換上了一付金飯碗。不是嗎？守著一份不菲的年薪，還可任由自己隨意支配屬於國家的巨額資產。這種風險為零，利益卻可操盤至無窮大的好事，打著燈籠上哪找？如果西方資本家們知道世上竟有這等好事，一定會認同社會主義的優越。
社會上曾有這樣一句流行語：“老大靠了邊，老二分了田，老三老四還那樣，老九翹上了天。”形象地道出了作為黨的階級基礎的工人階級的尷尬境界。
改革在那些所謂的“企業家”眼裏，隻是一種形式，一個手段，對自己有利的就改，對自己無利的就千方百計加以阻撓。解放思想的“春風”吹到他們耳朵裏，他們心中的小九九，卻在盤算著如何使自己獲得進一步“解放”。國家出台的大好改革政策，成了他們隨意支解，為己所用的工具，成了他們篡在手裏的一張王牌、一付籌碼。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國企內部，“拉關係、走後門”之風盛行，為什麼會產生心照不宣的遊戲規則，會有“59歲現象”、“前赴後繼坐班房”等事情連續不斷地發生。
二、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重新確立職工在企業的主體地位與作用，積極構建和諧穩定的國企內部人際關係結構
一些國有企業的內部改革，在極少數人的操縱下，已蛻變成為偏離職工群眾主流民意的“特權運動”。不僅沒有給廣大職工帶來任何好處，反而使他們的切身利益受到衝擊，使職工成為了改革無辜的犧牲品。嚴重背離了中央實施改革開放的初衷，同時也極大挫傷了職工群眾的積極性，使他們參與改革的熱情逐漸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