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點讓我無法忍受的是，譚弘宇仍像過去那位副主席一樣，經常讓我越俎代庖。工會減員到隻剩一人後，幾乎所有的事情都集於我一身，隻有女工幹事是由社區的一名女幹事兼著。無論是女工們開展活動，還是起草一些上報材料，他總想讓我攬下來，於是我開始在他麵前發起了牢騷：
“我一生中最後悔的事情，就是寫得一手好字，寫得一手好文章。先說寫字，一般人都覺得工會應該要一個能寫寫畫畫的人。但是我的前幾任幹事，沒有一個字寫得好的，一樣幹得很順手，到了要寫字的時候，跟正副主席打個招呼，要麼請外人來寫，要麼到打印社製作現成的，筆墨紙硯都不用準備，不曉得幾省事。再說寫文章。我原來在工會，是文體幹事兼辦公室主任，生產幹事不會寫，他的事情就得由我來代勞。後來的生產幹事能寫了，又是由生產幹事來兼辦公室主任，文體和女工還得由我們兼著。生產幹事調走以後，我又再次回到工會，辦公室主任又輪到我頭上，這不是明顯的以員定崗嗎？不管我走到哪，文體幹事的工作總是甩不掉，從來沒有任何人來替我分擔，還要去分擔別人的事情。我憑空又多出多少事情來？報酬卻沒多拿過一分。而且我寫的東西，你們的要求也不一樣，那怕是一個簡單的預算案，別人隨隨便便就可以交差，我若要稍微草率一點，你們就會怪我不上心。有一次你就曾親口對我說過：這種小兒科的東西，也是你老大炮製出來的嗎？似乎由我炮製的每一篇文章，都必須是鴻篇巨製。出爐一篇鴻篇巨製，要熬多少個通宵，死掉多少個腦細胞，你又不是不知道。現在企業正在轉型，一年之中要出多少鴻篇巨製？我簡單算了算，每年最少不會低於10萬字罷。除了這些鴻篇巨製，手頭還有多少堆積如山的具體工作在等著我們，你也不是不知道。領導也許覺得我有些與眾不同，看得起，才在我身上多壓些擔子。其實我跟大家一樣都是個普通人，隻是開始入錯了行。如果我一開始就隨大流，現在不曉得有多快活。李白曾經說過：聰明誤了他一生。我現在是深有同感，當然，我不能跟李白比。不過即使是李白，也不敢保證所有的詩作全都是精品，何況是我？”一旁的譚弘宇一邊側耳傾聽，一邊不住地點頭。
與弘宇產生矛盾的另一個起因，就是利益的瓜葛。
文體幹事是工會的半個管家，掌握的資金量最多。無論是組織活動還是領隊參加各種賽事，手頭攥著現金少則數千，多則上萬。盡管大部分錢都要用在預算範圍內，但仍有極大的機動性。比如給隊員們買服裝，我作為領隊自然也少不了，如果再給領導捎帶一份，哪怕費用超一點，領導也會睜一支眼閉一支眼。我開始並不懂得這些規矩，丁是丁，卯是卯，領導自然會對我有些成見。